浙江古籍版本專家毛春翔

龔玉和

浙江素有「文物之邦、魚米之鄉」之稱。毛春翔（下稱「毛」）在古籍版本領域耕耘一生，為搶救、整理、研究與記錄典籍傾注了畢生精力。

毛春翔（1898—1973），浙江江山人，1924年畢業於浙江法政學校。

1932年，毛進入國立北平圖書館工作。該館藏書可謂集南北資料之大成，但他更鍾情於江南文化。一年後，他回到杭州，在浙江圖書館（下稱「浙圖」）從事古籍編目與考證工作。

毛將自己研究與保護古籍的經歷詳加筆錄，從抗戰時期《四庫全書》的西遷，到五十年代嘉業堂藏書的整理，皆以親歷者的視角，結合研究撰寫成文，堪稱浙江古籍研究第一人。

搶救四庫全書

抗戰爆發後，浙圖受命組織文瀾閣《四庫全書》（下稱「庫書」）西遷。

日軍逼近杭州時，浙圖將庫書及善本典籍搬往富陽漁山。此地群山環抱，可暫避日軍鋒芒。毛在《庫書戰時播遷紀略》（註1）中寫道：「8月1日全館職員在孤山分館點書裝箱，總計閣書140箱，善本書88箱，於4日晨裝船運往富陽漁山。…自江邊至石馬村，計程十五華里，僱工挑運，二人共肩一箱，半日竣事。趙君坤良富有資產，待人和善，號召力強，一聲令出，數百挑夫立至，故搬運書箱毫不費力。」

他又寫道：「（漁山）地處群山圍繞中，舊屋不顯，可望不致遭損。」

日軍大舉進犯，漁山也不再安全，典籍遂轉運至建德、松陽。戰時車輛匱乏，轉運途中又因船重水急而滯留桐廬，幸而借助浙大汽車搶運至龍泉，再轉往貴陽，一路歷盡艱難險阻。

途經江山時，因路況不佳、天候惡劣，運書車輛翻入溪中，眾人奮力將書籍從水中搶撈出來。鑑於形勢嚴峻，沿途只能把握空檔，取出典籍晾曬。典籍運抵貴陽地母洞後，因洞內潮濕，他們「將書庫三面間以板壁，在箱底溝中多置白炭，潮氣可以稍煞。」 

1944年，日軍長驅直入，典籍只得再次遷往陪都，於12月6日抵達重慶。

蔣校長聞訊大喜，接見毛氏等人，嘉勉他們為保護書籍所作的貢獻（此事在文革時成為罪證）。毛記錄了典籍的撤離路線：杭州—漁山—建德—龍泉—地母洞—重慶。

抗戰勝利後，1946年5月15日，浙圖員工以車輛裝載典籍，啟程返杭。毛寫道：「困苦之狀，非數紙所能盡。在衡陽遇匪，警士開槍百餘發始逸；在江西永新，余車左輪陷入水坑。幾傾覆。在上饒遇罕有大水，公路橋樑沖毀，停留十餘日；在蘭溪過渡，烈日熏灼一日，皮膚若焦炭，凡此皆為了令人永遠難忘之遭遇。」

嘉業樓藏書整理

清末浙江湖州南潯以劉、龐、邢、張四家最富，號稱「四象」。四家大多因經營絲業致富。四象之首劉鏞的孫子劉承幹是著名藏書家。全盛時期，劉家嘉業堂藏書達1.3萬部、18萬冊、60萬卷，堪稱「民國私家藏書第一樓」。50年代初，嘉業堂主人劉承幹決定將所藏典籍贈予國家。文化部獲悉後，指示浙圖與嘉興圖書館（下稱「嘉圖」）共同整理典籍。

1951年7月，毛春翔等人組成整理小組，赴嘉業堂工作。毛為此撰寫了《嘉業堂藏書整理總報告》。這份報告內容詳盡，並對嘉業堂藏書及樓屋日後的處置提出周全建議，若非專業人士或有識之士，恐難寫就。

初到南潯，眾人見藏書浩瀚，無不嘆為觀止，估計書籍、雜誌、碑帖等達十四萬數千冊。

整理初期發現，有些藏書僅存首冊，計數十餘冊；有些百冊以上的大部頭書，竟連首尾兩冊也不見了。幾天後，發現了樓主劉翰怡的一封親筆函，內稱：「速將所有藏書首冊提出，愈快愈好」。原來，所缺首冊是劉氏派人取走的。整理組隨後得知，抽出的書仍存放在南潯的三層角樓。登上三層角樓察看，果然見到大量存書，共計115麻袋。

經數日清點，首冊共有一千三百三十三冊；此外，還有不少並非首冊、卻完整而珍貴的書籍：一是清初刊刻的志書；二是刊印年代久遠的《武英殿聚珍板叢書》等。

若要將首冊歸入原書、恢復舊觀，實非易事。因書目達一千餘種，散置於六百數十箱及八十大櫥之中，手持首冊尋找原書，費時費力，只能等到分類編目時，再依原書尋配首冊。整理過程中，除尋索首冊較為困難外，別無阻礙，清冊歷時三個月告竣。整理總數為一萬二千三百陸十〇七部、拾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四冊。另有雜誌二百二十二種、三千三百〇一冊；碑帖二十九包、一千八百二十九份，又四百〇七種、六百九十九冊；劉氏自刻印書存五千三百二十九部、二萬七千五百三十七冊。

嘉業樓藏書特色

一、地方志書多。有人曾統計各處收藏志書的數量，列出十家收藏機構。

北京圖書館收藏最多，共三千六百多種，居第一位；

美國位居第八，藏有一千數百種。

嘉業樓作為私家藏書樓，以一千零幾種的藏量位居第十，僅憑私人收藏便能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實屬難得。

嘉業樓所存志書共一千一百二十三部，卻未見明代志書；即使清初及康、雍、乾時期的數十部志書，也是後來才從三層角樓中檢出的。整理組認為，館藏不應全無明刊志書。

劉氏所藏志書遍及全國，唯獨缺少雲南、貴州、廣西三省及東北數省的志書，浙江省志書亦多有殘缺。

他們查閱劉氏編製的《方志草目》後，才得知所缺書籍已由劉氏運往上海。

草目中，凡已運往上海的書，均在書名下鈐有朱印「滬」字。經查，明代及西南三省、東北數省的志書均已運滬，其中浙江省志書有四十三部，其他省份合計二百三拾七部。

二、抄本書多。抄本多屬二、三流，未見一流之作。經核查清冊，抄本共有五百八十六部、四千五百九十二冊。其中，《宋會要》聞名海內；在影印本尚未出版時，此抄本被視為珍品。編者因不熟悉宋史，將內容前後割裂，多處原稿遭到裁去，後來的影印本仍留有空白。

三、叢書多。晚近刊行的叢書數量繁多，不勝枚舉，大體而言，佳者多，劣者少。將各書彙為一編，主要是為了保存佚書。孤本或零星小冊最易散失，彙集成編後，便於保存。

嘉業樓當時存有叢書三百四十種，近代刊行而較著名者，幾乎都有收藏。

以上三點是嘉業樓藏書的主要特色。此外，藏書中以集部書最多，約占十之七八。整理組最初編製清冊時，未列入著者一項。工作將近完成時，又意外發現幾部佳作，皆為明末清初刊刻的舊小說，如明萬曆刻《楊家將》、明崇禎刻《隋煬帝豔史》（卷前有明崇禎年間序文）、清順治刻《三國演義》，以及康熙刻《隋唐演義》《水滸傳》《舊本金瓶梅》《封神演義》《仙女補史》等。

《金瓶梅》雖比不上北大所藏的一百回本，但插圖完備無缺，且有康熙乙亥序文，比王氏詒莊樓藏本好得多。可惜少了一套，不知何時遺失。原書六套、四十八冊，現缺第五套八冊。何時方能合浦珠還，尚未可知。

善後

整理組最初奉上級之命到嘉業樓整理藏書，不久又奉命代管。

工作性質由此改變：若只是整理圖書，清冊完成後，任務便告結束。「代管」則須待上級撤銷代管之命，任務方告完成。因此，實行「代管」後，即使藏書清冊已完成，整理組仍不能離開嘉業樓，必須繼續負責管理。

嘉業樓藏書整理之初，曾傳聞省館與嘉圖有分藏之議。

整理組認為，此議不妥：一、兩館館舍均不足以容納；二、藏書多有重複，運去亦無太大意義，捨棄如此良好的藏書場所，實為可惜。此外，兩館如何分配藏書，也是難題。

整理組認為，藏書以留在原處為佳；藏書既不搬動，樓屋也應一併保留。若藏書歸公，樓屋亦應連帶歸公。管理處成立後，若僅枯守藏書，如同老僧守古廟，便失去意義。因此，整理組建議聘請專家開展研究，並設立遞訊供書辦法，以便利外埠讀者。嘉業堂藏書樓如今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浙圖古籍藏書庫之一， 依然保留著當年的藏書格局與雕版遺產。

劉氏年屆古稀，家道中落， 性情孤僻。 他屢次表示希望獲得補償，曾致函毛春翔（省館組負責人），稱：「生活已達山窮水盡之境」。政府聘請他擔任浙圖文史研究舘館員及浙江圖書館顧問， 以工資度日。 1963年劉承幹在上海病逝， 享年82歳。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毛春翔從浙圖退休。1966年，他返回故鄉江山縣上餘公隊五程大隊，1973年在江山病逝。

註1：毛春翔《四庫全書戰時播遷紀略》，發表於《圖書展望》194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