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探巨魔峽灣 查莉萍
挪威擁有眾多的島嶼、小島(islet)、礁石島（skerry) 、懸崖(cliff）和峽灣(fjord），全長六千多英里的海岸線，排名歐洲第一。八月中旬，我們有機會和朋友結伴，一起去這舉世聞名的峽灣遊玩，很是開心。
坐上遊輪，一路由南往北沿著海岸前進。在第二天將抵達「極光之都」特羅姆瑟（Tromsø）的晚上，船上廣播提醒旅客，今晚遊輪會穿過以狹窄入口和陡峭山體著名的「山怪峽灣」（Trollfjord）。生性好奇和喜歡照相的我，和先生打過招呼，穿戴妥當後，往甲板走去。
十一點，我和一些旅客在三樓船頭的甲板上，耐心期盼著，陣陣冷風吹來，些許寒意。夜色下，順著船行方向，我們看到不少形體和大小各異的島嶼，先是遠遠朝我們迎面而來，隨後慢慢地從船的兩旁緩緩過去。夜裡的海面上，除了偶而見到幾個島上有微弱的燈火之外，還看到不少正在努力發光的燈塔。我們等了好久，突然一陣陣夾著雨點的強風迎面撲來，雨勢越來越大，大家只好跑回船艙。正在猶豫該如何是好的時候，我突然想起，在七樓船頭一個旅客休息室裡，有許多觀景的大落地窗。
十一點四十九分，凝視窗外，我突然眼睛一亮，一面深淺不一綠色的岩壁赫然和我隔窗相望。透過船上的欄杆，我看見一片灰藍色的海水在兩個島嶼間流動著。在兩個探照燈光束照耀下，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懸崖上的紋路。最讓我驚喜的是，隨著聚光燈圓形聚焦光點的移動下，一條由上而下，後分爲二，在我的面前，注入海水中的瀑布。慢慢
地，遊輪在兩個山體間前行，原先遠看好似極為相近的兩個島嶼，漸漸遠離，挪出適當的寬度，讓我們的船順利穿過。當我明確地看到正前方，另一個島嶼上的燈光時，我知道我們終於安穩順利地通過這有名的「山怪峽灣」。眼前的美景雖已完整落幕，但我心中的餘味仍然無窮。
在房間裡整理照片和錄影時，我為挪威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感到高興。末期冰川運動的侵蝕，地殼下陷造就出這些多采多姿的「峽灣」，吸引了全世界的遊客前來觀賞。
愚人，買刀 魯秋琴
2018年春天，我們在中亞的烏茲別克旅行，落宿在撒馬爾罕。
清晨的街道像是一夜之間被喚醒了，張燈結彩，人聲鼎沸，攤子一個挨著一個，鋪滿整條街。銅壺泛著舊金色的光，陶碗畫著藍白紋樣，地毯層層疊疊，像色彩沉厚的雲。木雕、香料，還有各式叫不出名字的器物，乍看之下，彷彿都已在路上走了幾百年，只是恰巧路過此地。
經過一家刀鋪，我們推門進去，像誤闖了另一個年代，牆上、架上、櫃中，全是刀，長的、短的、直的、彎的；刀鞘有鑲銅的，有刻花的。幾把長彎刀掛在牆上，弧度深沉，像新月，也像草原騎兵策馬疾馳時，在空氣中劃出的弧線。站在那裡，腦中不免浮現金庸小說裡的江湖，《書劍恩仇錄》清軍回族騎兵腰間的彎刀，《天龍八部》西域邊地的刀光馬影，那些曾在紙上呼嘯而過的場景，忽然有了實體。
外子伸手取下一把，刀一出鞘，他的眼神立刻變了，閃爍著武俠少年的英氣。他掂了掂重量，側著看刀鋒的線條，甚至輕輕揮了一下，像是測試它在空氣中的走勢。那把刀弧度修長，刀身略寬，深色木質刀鞘上只刻了幾道簡單花紋，不張揚，卻自帶氣勢。就像在異鄉的市集裡，突然遇見一位從書頁中走出來的刀客。
從波斯、高加索到中亞草原，再到中國西北，騎兵在長途奔馳中，選擇了這樣的弧度的彎刀。一刀掠過，借著馬勢，刀鋒劃出一輪弧月，一把刀，一匹馬，一條路，而這條路，曾經叫作絲綢之路。在這座中亞城市的小店裡，看著牆上的刀，總會生出一點錯覺，彷彿那些早已遠去的騎士、商旅與武士，把刀掛在牆上，把故事留在風裡。
店主笑容可掬地走過來，熟練地介紹刀的鋼質與工藝。我們心中其實早已動搖，卻還努力維持理性，遲疑地問：「這樣一把刀，能不能過海關？」
他不慌不忙，從抽屜裡拿出一張證明，說明這只是工藝收藏。刀鋒尚未磨尖，沒有「開光」，還煞有介事地蓋了章。價錢也爽快地對半砍。外子立刻掏出信用卡，我試探性地再殺了幾成，沒想到他一口答應，還附送了一把刻了名字的小剪刀，這下子，我們連最後一點矜持也卸除了。於是，那把彎刀被小心地放進行李箱，跟著我們離開了那座城市。
轉機時，行李在安檢處慢慢滑進X光機。螢幕前的工作人員抬了一下眼，又低頭看影像，然後按了個按鈕，行李箱被推到一旁。
「請打開這個箱子。」
衣物一件件被挪開，刀鞘終於露了出來。安檢人員把刀抽出來。外子立刻遞上那張遠從中亞帶來的證明，語氣誠懇：「這是工藝品，沒有開光的。」
安檢人員看了看那張紙，又看了看刀，語氣平靜而堅定：「我們這裡，不管開光。」
他用手比了一下刀尖的長度：「規定是七點五吋以內。」
那把刀靜靜地躺在桌面上，弧度依舊從容，彷彿早已知道結局。我們只能妥協，把它留下。
安檢人員把那一套附送的小剪刀遞還給我們，神情甚至帶著一點寬容，像是替我們保住了一絲的顏面。
那把彎刀沒有陪我們走完全程，被迫停滯在另一座城市。我把小剪刀收進櫃子裡，像收藏起一段奇妙的邂逅。後來才發現，買刀的那一天，正好是四月一日，愚人節。
旅行大抵如此，我們以為帶回來的是一件東西，最後留下的，卻只是幾個場景，一點心情，和一段說起來自己都覺得荒謬可笑的故事。至於那把彎刀，也許它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跟我們走。（寄自加州）
我是一名醫療口譯員，工作說穿了就是等待——等一通電話，等一個未知的診斷，等一個 無法預知的結果。那天清晨，語言公司傳來緊急簡訊：Gainesville，神經科，沒人接。提高了時薪，還加了激勵金。我正好可以順路辦些事，就接了。
九點二十五分抵達診所。櫃檯人員說：「十點開始，病人沒來我會通知你。」「若不來，不是應該早知道了嗎？」她微微一笑：「You never know.(你永遠無法預知)」── 這 就是醫療口譯的日常。
十分鐘後，患者一行三人到了。看見現場有口譯員，他們眼睛亮了，像在沙漠遇見水源。「之前用的都是電話口譯，冷冰冰的，沒有溫度。」
先生五十餘歲，上海人，退休後遊山玩水，來美國拜訪朋友。不料兩週前頭開始劇痛：「疼痛指數到了十，滿分了。」他用右手撫著右腦袋，表情像被無形的鉗子夾住。
一週前去了緊急照護，照了CT，找不出病因。隔天去急診室，仍無濟於事。再隔兩天，又被轉介到神經科。沒想到華府（Washington D.C.）附近醫院近期的約已滿，只得跑到 「窮鄉僻壤」的Gainesville。太太無奈地說：「見識到美國的醫療系統了，跟國內真不一樣。」
我在櫃檯幫患者註冊。服務人員問：「有保險卡嗎？」「沒有。」「那要先繳一百七十五美元，多退少補。」先生立刻掏出信用卡，動作快得像搶購。服務人員補充：「我們有財務補助計劃。」先生搖頭，用滬語腔調說：「幫我減輕疼痛就心滿意足了。」一句話道盡了病人心聲。
等待時，太太很健談，說他們曾去台灣旅遊，對台北美食與故宮讚不絕口。一旁的朋友英文流利，卻對醫學名詞沒輒，最近天天在Google上查。「他會不會是三叉神經痛？」朋友問。我答應待會代問。
十點多，護士將我們叫進去。患者提到幾年前曾有過面癱，其餘一切正常。醫生終於進來了，高大帥氣，像從健身房走進診間。他重複問了些患者病情病史等問題，又將CT片子調到大螢幕上，仔細解說，然後用十根手指按壓患者頭部各處：「這樣痛不痛？」患者一一回答，表情時而扭曲，時而鬆弛。
醫生自信地說：「這是肌肉緊張引發的疼痛，屬於緊張型頭痛。」他指著螢幕：「腦殼旁的肌肉特別發達，卻很緊繃。」隨後笑著補了一句：「你的肌肉可以去參加奧運會，但得先學會放鬆。」病人聽了我的口譯，表情瞬間輕鬆許多。
開了兩種藥：消炎藥與肌肉鬆弛劑。醫生建議每日記錄症狀。患者問：「會不會是偏頭痛或三叉神經痛？」醫生搖頭：「如果是三叉神經痛，風吹一下你都受不了。」
離開診間時，患者表情明顯輕鬆了──不是因為疼痛減輕，而是終於知道痛從哪裡來。這比任何止痛藥都有效。大廳裡，我們又聊了一陣。如果疼痛持續，可以尋求頭痛專家的第二種意見，也或許針灸可以幫忙。三人再次感謝我遠道而來，我笑說：「這是我的工作，但能幫助到你們，我也特別高興。」
回程路上，想起櫃檯人員那句美國成語「你永遠無法預知」。你無法預知病人會不會來，無法預知診斷結果是什麼。但當我走進診間，我就不只是語言轉換器，我是橋，是安慰，是那個讓上海來的遊客，在美國的診所裡，終於聽懂一切的陌生人。（寄自維吉尼亞州）
海邊假期 麗蘋
八月初，在媳婦細心的安排下，我們和親家母兩家再度來到，擁有兩英哩多木棧道和緊臨大西洋的新澤西州「懷爾德伍德」(Wildwood, New Jersey)度假一週。「澤西海岸」 (Jersey Shore)遠近馳名，旅館的停車場，停滿了車子，有鄰州來的，也有遠從加拿大 和佛羅里達州來的。
綿長的沙灘上，搭滿了各式各樣的帳篷。篷裡篷外的沙灘椅上，男女老少或坐或躺、戴著墨鏡好整以暇地享受片刻蔭涼或行日光浴。平日喜歡走路的我們，離開兒子搭起的帳篷，赤腳踩過微燙的細白沙，走到平坦清涼的海邊濕沙地。
在滿是弄潮人群裡，我們看到不少走路的同好、忙著堆沙丘築城堡的大小朋友、試著鼓勵孩子接近海水的年輕父母、靜待時機大顯身手的衝浪好手⋯。在路上，我們還看到一位男士和他心愛的黃金獵犬，在浪花裡興高采烈地玩著「你丟我撿」的遊戲及一位行動不方便的女士，在親人的陪伴下，坐在一輛好心人士捐贈的輪椅上，靜靜地凝視前方浩瀚無垠的大西洋。
橫跨三十八條街道的木棧道上，數不清的店面，除了全方位提供遊客所需的正餐、速食、冰品、甜點、衣服和紀念品之外，還有三個大型的遊樂區、水族館和水上樂園，滿足全家的遊興。讓我最感興趣的是，從1949年開始，在繁忙木棧道上行駛的黃藍色觀光電車，它那一路反覆播放著「請注意電車」的廣播聲。
有一天，我們搭乘電車，去孫輩們最喜歡的「莫雷碼頭」（Morey’s Piers）遊樂園區。去年還需要爸爸陪著坐旋轉木馬的孫女，現在已經可以完全自主，選擇自己喜歡及合適的項目。小她兩歲的弟弟，問他是否要玩某個項目時，他總能滔滔不絕地告訴你，等明年再來時，他會好好地考慮是否要坐。
有趣的是，當我和孫女正要坐迷你摩天輪時，本來拒絕坐的孫子，突然改變主意，急忙跑過來要和我們一起坐。在那段時間裡，他一直緊靠著我，喋喋不休地說著話，一隻手還緊緊握著旁邊的柱子。我可以感覺到，他雖然很興奮但也有點緊張。隨後先生和我帶著孫女，坐上高達156英呎的摩天輪，當摩天輪停在最高點，居高臨下俯視大西洋時，我心胸豁然開朗，真有不虛此「坐」的感受。
在回家前的一個早上，我獨自一個人到海邊，欣賞海鷗翱翔、聆聽浪濤拍岸和一群喜愛看日出的人，耐心地等待。當太陽慢慢地從一片絢麗彩霞中，一點點露出來時，我心中感到無比的滿足與寧靜，也為這段海邊假期，畫上一個完美的句點。
11/2第二八二回「寫·閱·評·聚」
為了鼓勵寫作閱讀、磨練評論技巧、欣賞多元意見、提升寫作能力，「寫·閱·評·聚」將於11/2/2026舉行第二八二回聚會。
日期：11/2（週一）晚上8:00至10:00（美東時間）
地點：線上相聚
參與資格：「寫·閱·評·聚」會員，非會員可旁聽
報名：請電郵金大俠（chin8673@yahoo.com）
「寫·閱·評·聚」的宗旨有四：（一）鼓勵中文寫作的興趣；（二）提升中文寫作的技巧與水準；（三）加強文章評論的質量與深度；（四）促進創新及作品的思想性、文學性、藝術性。並以多元、尊重、包容、互助的方式參與每一次的聚會。「寫·閱·評·聚」歡迎對華文寫作有興趣的人加入，加入條件是寫一篇自我簡介、期許及個人的寫作目標。「寫·閱·評·聚」的網站是http://blog.udn.com/WREMDC
香港行醫歲月 周武屏
雖然我在美國開業行醫將近三十年，但我最早真正「開門做醫生」，卻是在香港。
那是1985至1986年間。當時診所人手很簡單：我、護士出身的太太，以及一位助理小姐敏兒。三個人，便撐起了北河街一間小小的私人診所。
在香港行醫只有一年多，時間雖短，卻是我醫生生涯中非常難忘的一段經歷。多年後回頭看，那一年多不但讓我學會看病，也讓我更深刻體會到甚麼叫做「行醫」。
我選擇在石硤尾徙置區前的北河街開診所，一來是交通方便，有個小巴站，方便一般的上班族看病。二來是因為那裡住了許多與父母背景相似，1949年從大陸來港的難民。這些街坊經濟條件普遍不好，所以診金不能收得太高，但總希望能為他們盡一點綿薄之力。
當時香港的私人診所非常貼近市民生活。政府門診雖然便宜，但輪候時間較長，因此街坊有個頭痛身熱，往往就到附近的小診所。醫生看完病，診所裡還有小藥房，可以配藥、打針，病人由進門到離開，一氣呵成，十分方便。
一年多裡，也發生了不少令人難忘的事情。
有一位四十歲左右的肺癌末期病人，全身無力，長期臥床。我和太太利用中午休息時間上門替他看病，卻找不到甚麼神經或肌肉方面的問題。當時面對一位末期病人，我也實在無計可施，最後替他靜脈注射了一針約50cc的高濃度葡萄糖液，說是補充體力。 沒想到打完針後，他竟然可以起來走動，後來還要求我每星期上門替他打一針。 我心裡明白，這很可能有心理作用。可是病人既然覺得有效，又能增加他的信心，我也只好繼續下去。
現在回想，多少有點「江湖郎中」的味道，甚至有些汗顏。不過那時我也明白，醫生面對的除了疾病，還有病人的恐懼和希望。有時候，能陪著病人走一段路，本身也是一種治療。
當然，私人診所也有令人哭笑不得的經歷。
有一次，一名男子自稱癌症末期，說骨頭轉移痛得厲害，要求打一針嗎啡。我替他打完，轉個身，他便跑掉了。這才知道，原來不是癌症末期，而是癮君子。這一課讓我從此對病人主動要求某些藥物，多了一份警惕。
還有一次，一位意大利籍導遊朋友帶了一名外籍遊客來看病。原來遊客尋歡後染上性病，需要接受抗生素治療。更有趣的是，那位導遊原本是一名神父，會說八國語言，後來在香港認識女朋友、結婚，改行做導遊，但仍是虔誠天主教徒。他私下還對我說：「周醫生，診金可以儘量收貴一點。」我終於在病人臀部扎了一針深層肌肉的長效抗生素，收了一個頗為可觀的診金。
這位前神父正邪之間的建議有點令我啼笑皆非，回心一想：他是否代表天主，雖然給這位病人救贖，也該狠狠地給予教訓。
我也經常到附近一家老人照護中心看診。那是一個一千多平方呎的單位，分隔成許多沒有封頂的小房間，每個老人住一格。在寸金尺土的香港，這種環境雖然無奈，卻是當年的現實。 照護中心的老人及家屬大多數家境清苦，也不方便下樓看醫生。因為診所就在附近，我便上去替他們看病，診金也盡量從廉。
徙置區街坊福利會也經常邀請我替老人家講醫學常識，當年送給我的錦旗，我一直保存至今。
那時候私人診所通常分兩段時間看診，從早上到下午一點，下午四點再看到晚上八點。中間三個小時，名義上是午休，實際上我和太太常常利用這三小時上門看病。年輕時不覺得辛苦，反而覺得這就是醫生的生活。
當年一位在美國行醫的同學來香港，知道我們診金大約45港幣，而美國醫生收45美元，便問我：「為甚麼你只開三天藥，病人就好了？」我只是莞爾一笑。「因為藥房就在診所裡。」
後來因為家庭團聚，我們全家移民美國。我重新受訓，開始了另一段漫長的家庭醫師生涯。美國的醫療制度與香港很不一樣，也讓我學會了更完整、更制度化的行醫方式。
可是，香港北河街那一年多，教會我的卻是另一件事——醫生除了治病，也是在與人打交道。我們沒有豪華設備，也沒有甚麼偉大的理想，只是每天替街坊看病，有需要便上門，遇到生活困難的人便少收一點。
回頭看，我在美國學會了怎樣做一位更完整的醫生；而在北河街，我很早便學會了怎樣做一位有人情味的醫生。 那一年多，賺到的錢也許不多，但留下的故事，卻足夠我回味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