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回憶】第95號） 作者 ：蔡怡怡
我們一家於1994年移民來美，在一月底的嚴冬裡，我們抵達了美國東岸。外子陪了我和兩個女兒兩月餘，等家具運到，房子大致整修完畢，我考到駕照之後，他便離美回台，當時他的工作需要在台陸之間奔波。我和兩個女兒於是匆匆架起爐灶，開始了我們三人行的日子。那年兩個女兒一個在小學四年級，另一個在中學七年級。因為學校離我們家是在界定的步行距離之內，所以校車不經我們的住處。可是來自台灣的孩子如何能夠在天寒地凍的美國東岸步行二三十分鐘上下學？於是我每天開車接送她們。除了學習開車，還要學習在雪地上開車，第一年我不敢開往任何遠距離的地方，幾乎只敢在方圓十五英哩之內的學校和超市活動。每次需要去一個新的地方，我必須先在網上查地圖和指引(那時只有yahoo)，然後按每一步驟寫在紙上帶上車，回程就是按原步驟反過來走。萬一走錯了路，只會回到原點再來一次。這一切聞之可笑，但是對於當年已是不惑之年的我卻是艱難的起步。
終於等到春暖花開了，我打聽得知附近有多所週末上課的中文學校。為了希望她們不要忘記中文，於是我選了一所週六上課的。每個週六我們母女三人一早起床，吃了早餐就奔赴學校。兩個孩子在中文學校認識了一些背景和她們相似的朋友，我也在學校認識了一些其他的家長，從此成為朋友，互相關照。我同時為她們報名參加溜冰課，一個星期一次，一次一個小時，我則坐在旁邊觀望或是隨身帶一本書去看。上完溜冰課，買一大盒鋪滿熱乳酪的墨西哥玉米片（nachos）。
同年八月接到來自台北的消息，孩子們的爺爺病逝了。我們匆忙整裝，回台奔喪。一路上回憶著我們一月裡離台那天的早上去給公婆辭行，公公消瘦的形體，站在仁愛路門前的人行道上，朦朧細雨中對著我們揮手，未想這一別竟成了永別。回美之後，有一天小女兒從學校帶回一本她做的小書，書裡畫了她的爺爺，最後一頁畫了一列火車，直上雲天。思念，無需多言。
記得小女兒升五年級的開學之初，在學校的家長會上(Back to School Night )，每一個孩子都給自己來參加的家長寫了一封信留在教室。我走進她的教室坐在她的座位上，打開她寫給我的短信，那時她的英文還不是很好，所以她是用中文寫的，我才讀了「親愛的媽媽，謝謝你來參加我的……」，淚水就直逼我的眼眶。那年的冬天，小女兒被音樂老師選上參加縣內的合唱團，晚上要去鄰近的城市練唱，一個禮拜一次。學校裡只有她和另一個同學被選上。那個同學住在我們家附近，於是我和她的家長協議輪流接送。有一次送了她們去練唱之後，我和大女兒就去附近的購物中心閒逛，結果出來時竟然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天上還在飄著雪。我慌張得找不到原路，在街上轉來轉去，眼看著已經過了時間，越找不到越心慌，因為路滑而撞上了前面的車子。我下車道歉解釋，還好只是一點擦碰，車主沒跟我計較就讓我走了。最後開到一家速食店，我進去求助，店經理開著他的車在前面導引，把我們帶到了女兒練唱的地方。我晚了一個多小時，一位老師陪著兩個孩子站在門口等候，我下車再次解釋道歉，老師的臉色當然不好，我也無比尷尬。
不久我開始在學校裏做兼職的工作，生活變得很忙碌。外子必定在孩子的寒，暑假期間回來，每次停留約兩週。他回來時就開著車子帶我們往遠一點的地方跑。每逢他回來，我們的生活就變得比較有趣。多年後，大女兒說過一句話，「爸爸回家的日子就像是電視有了彩色，爸爸走了以後，電視又變成了黑白的。」 我才明白，孩子和我一樣不容易。
回家，離家，回家，再離家，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
逐漸認識的朋友比較多了，我才知道附近有好幾個家庭和我們的情況相似。爸爸是候鳥，媽媽一人帶著孩子在這裡。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像我們這樣的家長被稱作「偽單親」。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我得知附近有一個青少年的週末國劇班，是一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夫妻組織的，這對夫妻是科班出身，太太家是國劇世家，他們夫妻親自教戲， 每年還有一次正式的公演。我看了一些以往公演的視頻，這些從小在美國長大的孩子能表演得如此出色，讓我驚嘆不已! 於是我替兩個女兒報名參加，每個星期六的晚上去上課，一次兩個多小時。我常常坐在旁邊觀望，孩子們一到就從壓腿，台步，跑圓場的基本功開始，然後再分小組。在一年一度的公演之前，星期天晚上也去練習，從不多收學費，公演時還從紐約請來專業人士拉胡琴，打鑼鼓，兩位老師對於國劇的熱情不言而喻。所以公演之時，家長們全力相助，從前台到後台全由家長組織起來分工合作。兩個女兒參加的前兩年都是跑龍套，但是她們倆總是歡天喜地，既學了些新功夫，又交了朋友。第三年開始，她們有了較重的戲份和角色。尤其是對我的大女兒而言，她在台灣時從小學三年級開始代表班級和學校參加演講比賽，語言的表達原本是她的優勢和驕傲，但是移民美國的前幾年，在英語言上她成為弱勢，她的心理承受了極大的失落感，上中文學校和學習國劇在某種程度上幫助她找回自信。那些年週末學戲的日子應該是兩個女兒移民後生活裡一段美好的回憶，也是我「偽單親」歲月裡的一段永恆的記憶。
我於1997年秋天進入此地公校服務，開始了二十年小學中文沉浸班 (Chinese immersion program) 的教學生涯。我的生活更忙碌了，除了備課和教書之外，常常要在週末去修課，還得在期限之內考到教師證書。我仰賴大女兒照顧小女兒，諸如煮餃子或餛飩，陪小女兒走到鋼琴老師家並且等候她上完鋼琴課再一起走回家，不論刮風下雨或是大雪紛飛的日子。大女兒有時是我談心的對象，因為外子的缺席，我過早把她當成人看待。因為忙碌，我無暇細心探究女兒的心理變化，不是不了解十幾歲是一個叛逆的階段，我自己也是從十幾歲走過來的，只是精疲力盡了。漸漸的，外子每次回來，由於我們對教育的理念和想法不一致，常有爭執。大女兒和爸爸之間也有衝突，他常年生活在國內，與孩子在這裡接受的教育有明顯的脫鉤。但每當候鳥要返巢的時候，我們母女三人總是滿心期待，當候鳥離巢之後，生活又回到了黑白電視。
1999年夏天我們再次整裝回台，孩子的奶奶過世了。坐在奶奶諾大的房子裡，收拾她的遺物，再也沒有了老人的身影。每一個夜晚我都感受著一種悵然，彷彿那就是最後一個坐在那棟房子裡的夜晚。奶奶的房子是公家宿舍，房子在她離開後應被收回。孩子問我: 「下一次我們回來住哪裡? 」 奶奶走了，歸還了房子，我們還有家可回嗎？對於這棟房子的記憶有如潮水，記得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兩歲多的小女兒在客廳裡遇見一位來拜年的客人，人家客氣的給了她一個紅包，她拿著紅包急急忙忙的奔回房間，一路叫著姊姊快來，拉著姊姊就往外跑。等我回過神來追出去，姊姊的手上已經搖晃著另一個紅包。仁愛路的紅門裡，曾經有多少個大年初一的早上，我們遵照老人家的意思，穿戴整齊合照全家福。又有多少個大年夜的晚上，我陪著奶奶忙得團團轉做蛋餃，獅子頭，燻魚， 梅干菜燒肉……凡年節奶奶一定一併祭祖，每每要做上十幾道菜，曾經被我視為繁文褥節的儀式永遠的落幕了。隨著奶奶的逝去，這紅門裡的恩怨繁華畫上了句點。回想這些年在海外，每逢年節和她通電話，她總是語帶哽咽……
兩個多星期以後，我們再度踏上返美的歸程。
去國五載，孩子們的爺爺奶奶相繼過世。 2000年我拿到了公民之後便即刻替父母申請綠卡，我是父母親唯一的孩子，父母親是我大半生的牽掛，我必須把他們接到我的身邊。他們的綠卡在2001年被批准。從2001年到2005年之間，父母親的體力和健康尚佳，多次來美住上數月和我作伴。 2005年春天他們出售了位居新店的住屋， 從此定居美國。 2006年的春天，父親查出腎功能衰退，開始了五年半的洗腎歲月，他於2011年秋天去世。期間母親也因病多次住院，父親走後，她的記憶力逐漸衰退，於2020年過世。
我家的候鳥在父親開始洗腎之後，終於收起長途往返的羽翼，選擇了歸巢。那時兩個女兒已在費城讀大學和研究所，我們有時在週末開車去費城與女兒相聚。
「偽單親」的歲月裡認識的朋友之中，J是我一直保持聯繫的。她一個人帶著三個孩子在這裡生活，她家的候鳥起初勤於往返，後來夫妻越走越遠，終於離異。這樣的故事其實不少，夫妻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缺乏互動和溝通，差異和鴻溝越來越大。 J開始外出工作，先是在一家旅行社擔任業務，出售機票，後來自己登記了一家公司。為了健康保險，她在公立學校找了一份兼職的工作。我和外子多年來一直通過她買機票，所以常有聯絡。談話之中，知道她很辛苦，身體常有不適。她一路伴隨孩子們的適應期，青春期，讀書，交友，談戀愛，工作，以致如何能在這個社會上生存得更好，辛苦的媽媽! 那是一段千瘡百孔，身心俱疲，走過一次，永生難忘的歲月。
人世間，不見得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獲。 J後來得了胰腺癌，轉移到肝臟。我最後一次見到她，在醫院的病房裡，她說: 「肝已經壞了，太晚了! 」不久我去參加了她的告別式，她的大兒子上台說了一段話，其中一句是我十多年以來未曾忘懷的: 「我可以說，我們三個都是我媽媽養大的。」 我明白他的「養」意指「陪伴」，在美國長大的孩子，中文表達也許不是十分貼切了。從十多歲移民來美，一路陪伴他們走過來的，是他們的媽媽，辛苦的媽媽! 我在心裡默禱，安息吧！朋友!
「偽單親」的媽媽們以不同的形式告別了這個舞台。回顧過去，難免再一次走進悲傷。走進悲傷，告別過去，相信明天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