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雜文】第13號)

作者: 川之王

最近，半杯清茶社微信羣很熱烈地探討了兩個英文詞的翻譯，一個是 critical thinking, 一個是rhetoric。兩個看起來關聯不大的詞，怎麼就弄到一塊兒了呢？仔細想來，就像任何事物的關聯一樣，既有偶然性的一面，背後也存在着某種必然的聯繫。誰能想到這兩個詞背後竟是一個「辨」字。

critical thinking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極為重要，也是我們希望自己的孩子努力去做的。然而，羣友們發現這個詞竟然沒有令人滿意的中文翻譯。有人翻譯成「批判性思維」，有人翻譯成「明思」，大家各執一詞，各有各的道理。在中國大陸，相對普遍的翻譯是「批判性思維」。反對的意見認為近代中國「批判性」一詞包含較多的貶義，特別是受了文革大批判的影響，這樣翻不夠準確，容易造成錯誤理解。主張「明思」或類似翻譯的人認爲，既然目前中文中沒有現成的詞與之對應，與其用一個不夠匹配的詞湊和着，還不如另造新詞，這樣反而利大於弊。

我贊同「批判性思維」的翻譯有缺陷，主要是在中國大陸。對海外華人來說，「批判性思維」一詞趨於中性，不會造成太大的誤解，因而在這個語境下也不失為一個不錯的翻譯。我覺得「明思」的翻譯也很不錯，創造新詞就應儘量簡潔，「明思」做到了這一點，只是缺了點兒原意中所含「辨」的意思。我的建議是再加兩個字，翻譯成「明辨思維」可能更確切一些。總之，以上的翻譯都是試圖在「信、達、雅」之間取得平衡，不過在這裏「信」，即忠實於原意應該是第一位的。

在翻譯過程中，找不到一一對應的詞語很正常，這可以有多種解決方案，但都需要具體的分析和創造性，找不到一個萬能的方案。方案之一是創造新詞，如「明思」。如果中文中沒有相對應或特別適合的詞，就不一定非找一個相近的詞，用詞不當反而容易造成誤讀。創新詞還需要一個條件，就是這種創新必須被大家接受才能成為約定俗成的語言。西學東漸以來這種新詞已越來越多。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可解燃眉之急：如果一個詞說不清，那就不妨多加幾個詞來增加內涵或限定範圍，如「明辨思維」。

我感覺這個討論很有意義，當時也積極參與了。下面剪一段我的貼子：
（在本羣的圈子內）「批判性」接近critique 的意思，不一定意味着否定性，所以我們不必擔心。如果對象包括大陸讀者，就不能不考慮理解上可能出現的偏差。由於上世紀的中國革命，在大陸批判一詞顯然被賦予了較強的否定的意味。所以怎樣翻釋還得看讀者對語言約定俗成的理解。當然語言是動態可變的。誰會想到在今天中國大陸最好不要隨便稱別人「小姐」，要知道這稱呼曾經是一個尊稱，但同樣用在臺灣卻是毫無問題的。希望有一天在大陸可以毫無忌諱地尊稱女生為「小姐」，並大量使用「批判性思維」一詞。

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的中國，西學東漸。從洋務運動，改良維新到後來的中國革命，通過學習、借鑑、翻譯，創造了許多新的詞彙，同時也賦予了一些舊詞彙新的含義，豐富了漢語的表達力。新事物的湧現伴隨着新的詞彙，這是一種必然規律，這在今天互聯網時代也一樣的。critical thinking 不算新名詞，但對這一詞的漢語翻譯至今尚未取得一致。這種現象必有其內在的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美國教育特別注重培養critical thinking 的能力，這種培養是從學前就開始的。相反，中國教育比較重視灌輸知識，學生更傾向於接受既定的結論。我們至今仍找不到critical thinking令人滿意的翻譯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為什麼中國和美國的教育會有這樣的差別？羣裏有的朋友提出應該從我們自身的思想文化傳統上尋找原因。這又讓人聯想到另一個英文詞rhetoric的翻譯。

對於rhetoric 的翻譯，羣友也存在分歧。這一詞的傳統翻法是「修辭」或 「修辭學」。大家知道，亞里斯多德的名著 Rhetoric 被譯爲《修辭學》。有人認為這個翻譯不夠準確，表達的意思比原意狹窄了一些。問題出在哪兒呢？在漢語裏「修辭」指的是「利用多種語言手段以收到儘可能好的表達效果的一種語言活動」。簡而言之，漢語中的「修辭」，多指表達的方式和技巧，側重於表達方，表達的目的性及其效果，而不是交流各方的互動。亞里斯多德Rhetoric 中的內容則不僅僅是關於說話方的語言表述方式，它還包含着多方參與者的語言互動。他注重的是辯論的方法，並把這種方法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在上述討論中，rhetoric 和它的中文翻譯，語境不同，內涵不同。羣裏的一個學者在國內大學教過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正好現身說法：「修辭和修辭學在中國已經是約定俗成的了。要是再造新詞可能不容易接受，還可能造成概念混亂。所以比較簡單的糾正選擇是當我們在中文裏聽到或用這個詞的時候賦予或加入「修辭」說辯的意義。國內一些學者已經開始做這件事。」 這裏提到的「說辯」切中了這種差別的要害。

這位學者對春秋戰國和古希臘的說辯做過比較研究，發現「辨」 和「辯」 這兩個字在古漢語裏是通用的，辨（或辯）字在諸子的文章裏隨處可見，如孔子的 「名貴賤，辨等列」， 墨子的 「黑白之辨」 ， 荀子的 「辨莫大於分」 ，莊子的 「吾惡能知其辨 」 等等，這都說明當時的說辯活動相當活躍，有辯士遊說各國，也有像齊國這樣的稷下學堂專供學者們辯論，當時的主要學派都對說辯和論辯有過理論和實踐（見左傳，國語，史記， 戰國策等記載）。

我同意這位學者的論述。可見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注重「辨」，纔有了當時的百家爭鳴。西漢獨尊儒術之後，辨的傳統逐漸弱化，學術的發展也就失去了活力。下面再剪一段我的貼子：「古希臘的rhetoric包含辨，說明辨這門學問或藝術在那個時代的重要性。我甚至在想，我們的前人把rhetoric 翻譯成修辭學是否和我們的文化特點有關。儒家的發展缺了「辨」字，唯聖人之言。儒家理想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看不到辨的位置。從格物到平天下基本上是一條線，不講互動，溫良恭儉讓似乎也容不下一個辨字。」

剛開始討論的時候，critical thinking 和 rhetoric 這兩個詞的翻譯似乎並不相交，而在討論深入之後卻產生了關聯，最後兩者竟都落在一個「辨」字上。critical thinking 有辨的意思，它強調獨立思考，由表及裏，辨清事實，辨明是非，去偽存真。rhetoric 亦有辨的意思，在亞里斯多德那裏，辯論是多方參與的互動，是一門重要的學問。古希臘和中國春秋戰國的思想家們在如何「辨」的問題上不約而同，不謀而合。他們不僅創立了「辨」的理論，而且身體力行地去實踐這些理論。這充分說明了「辨」在那個時代的重要性。中國在最近二千年的歷史上卻逐漸地放棄了「辨」的傳統，這是否是中國近代落伍的原因之一呢？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繼承發揚古希臘「辨」的傳統，歷經科學革命和啓蒙運動，開創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為後來的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基礎。如果中國也想重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那critical thinking 一定是必不可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