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專刊】
詩 詞 四 首
作者：梁麗芳
阿伯達草原
騎一匹駿馬
在阿伯達草原上
揮着手揮着鞭
讓豪情捲起彩雲
讓青春的你我
馳騁着馳騁着
直到天邊
以外的天
忽地
一聲巨雷閃電
劃破草原的上空
雨來了
風也來了
驚醒了
我們的方向
——記在阿伯達草原
騎馬的經歷
尋找
緊緊握着
握着你的手
彷彿能把你拉回來
拉回來
有說有笑
有音樂有書香
有陽光有希望
我倆的世界
然而
你的手漸漸冷了
你的眼睛閉合了
你的精靈已經
遠去 遠去
一切歸於沉寂
深夜裏
拖着孤獨的影子
尋找 尋找
回家的車子
缺月下
有聲音輕輕地說
小心開車，我的愛
——記一個獨自開車回家的深夜
玉門關
你見證了
來自異邦的奇珍異寶
你見證了
運往遠方的綢緞綾羅
你見證了
千古以來的離人淚
你見證了
千古以來的背叛與歸來
一切的金银
已不知去向
一切的淚與樂
亦無迹可尋
四道無聲的泥牆
藏着千古的秘密
頑強地與黃沙為伴
直到歷史的盡頭
——記2023年秋絲綢之路之旅
竹馬子
摯友司徒志芳（Susana Seto）服務僑社不遺餘力，不幸英年早逝，往日同遊祖國山河，歷歷在目，今高陽零落不勝悲痛，特以「竹馬子」一詞悼念之。
正霜楓飄殘，閒雲淡遠，冷秋時節。憶還鄉當日，青衫結伴，山河重覓。踏遍江北江南，唐都宋市，六朝陵闕。遊罷古庭院，駕扁舟，輕蕩湖煙湖月。
最憶揚州夜，高樓對飲，暢談家國，欄杆醉了千拍。豈料高陽零落，惆悵舊約猶存，花飛人去，寂寞無蹤迹，涼風過處，更向何人說？
聶華苓——構建世界文學的烏托邦
作者：陳浩泉
今年秋天，冷得特別快。深秋時節，凄風苦雨的日子，心情難以舒暢起來。十月上旬，傳來瘂弦先生離世的消息，十天後，聶華苓女士也走了。然後，是談錫永（王亭之）先生和鄭明仁老總接踵乘鶴歸去。還有不久前，溫哥華前市議員葉吳美琪逝世。以上各位都是我稔熟的前輩友儕，這樣的排著隊走，令人倍覺傷感。眼前確是一個悲傷的秋天！
聶華苓說：「我是一棵大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她的人生經歷豐富，三個人生階段，等於別人活了三生三世。她對世界文壇的巨大貢獻，使她贏得了「文壇永遠的母親」之美譽。
六十年代末，聶華苓與夫婿保羅 · 安格爾（Paul Engle）和女兒曉薇、曉藍舉家首次訪問中國大陸，在香港文化界的聚晤場合，作為晚輩的我有幸認識了他們一家。之後，我們多次在香港見面，也一直保持著聯絡。從那時候開始，我就跟著古蒼梧稱聶華苓為「華苓姐」。
記得那一次，夏易大姐在香港九龍塘家中設家宴接待聶華苓一家，我也也忝陪末座。那天出席的文藝界前輩與友好包括吳其敏、何達、舒巷城、古蒼梧、海辛、潘耀明、周文珊等，老中青濟濟一堂，交談甚歡，是一次難忘的暢聚。
1986年，我為聶華苓出版重新修訂的長篇小說《桑青與桃紅》（香港華漢版）。此小說是聶華苓備受好評，也極受讀者重視的代表作，可惜由於客觀的原因，作品發表時，以符合至後來在香港出版單行本，又於中國大陸再版，都是不完整的版本。直至華漢版的《桑》書，這支「浪子的悲歌」才唱全了。以前的《桑青與桃紅》，欠缺了以下的片段：
誰怕蔣介石
誰怕毛澤東
Who is afraid Virginia Woolf
聶華苓為此書寫了新序。她說，《桑》書「是一個『安份』的作者所作的一個『不安份』的嘗試」。小說的主人翁桑青與桃紅實際上就是同一個人，一個在動亂年代顛沛流離，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中國女人，她由中國大陸流放到台灣，再到美國，一直在逃避移民局的追捕。她的故事是一個典型的時代悲劇。
聶華苓創作此小說，其「不安份」表現在新穎前衛、高超靈活的寫作技巧上。她表示，自己不理會那些「主義」，只要求符合藝術的寫法，追求人物與事件的真實。在小說中，她巧妙地融匯了傳統的小說和戲劇、詩以至寓言的表達技法，使用了書信、日記、敘事、地圖、圖畫、斷句、不同字體等形式去創作，以電影畫面般的故事橫切面去幅射人物與事件，以寓言的手法去傳遞文字的內涵。作者通過精神分裂的女主人翁的異常語言與行徑，反映出時代的悲哀與荒謬，充滿象徵意味。小說中，瞿塘峽的小船、台北的閣樓，以至孤島台灣和美國的公寓，都是一個困局，是一個時代社會的縮影，而桑青則是一個被放逐與自我流放的悲劇人物，這些場景與人物所組成的畫面，足夠讓讀者去細心體會、思索。
五十多年來，因為有聶華苓與安格爾所創立的「國際寫作計劃」，使愛荷華大學在台灣、香港、中國大陸以至全世界的文學界聲名大噪，遐邇聞名。當年，許多台港的文藝青年都把愛荷華視為心目中的文學聖地。八十年代中，我也有到愛荷華大學進修的念頭，於是先選了一個短期課程，請華苓姐代為報名。不久，學校的入學通知信寄來了，連宿舍也分配了，就是校園裡的五月花公寓，自己有獨立的套房，與我共用廚房的是一個台灣學生，也姓陳。接著，我到美國領事館申請簽證。可惜，領事認為我有移居美國的傾向，當天不獲批發簽證。那時候，公司的拍檔也不贊成我去唸書，結果此事就此擱下。
1988年9月，我終於到訪愛荷華，華苓姐安排我先下榻五月花公寓，後來才住在她和安格爾的家。我在愛荷華雖然只逗留短暫的日子，卻留下了一段難忘的美好回憶。那一年，到愛荷華的有劉賓雁夫婦、陳映真夫婦、白樺、李歐梵、北島夫婦、季季等人，真是一次難得的歡聚。
每天，在山腰上寧靜的安寓，無論是早餐、午餐，還是晚飯，餐桌上總是一片歡聲笑語。還記得風趣的安格爾喜歡在飯桌上開玩笑，晚飯後又忙著拿出從商店買來的麵包皮到後門去餵一家大小的浣熊；劉賓雁太太包的水餃地道美味。晚飯後，有時候大家會走出後園的平台把杯聊天，天南地北，暢所欲言，毫無禁忌。午後時分，安格爾則會到被聶華苓稱為鹿園的後園，給小鳥和鹿兒送去食物。有一天晚飯後，聶華苓開車帶我們去山下看他們的舊居。有一天，則去山上參加中國留學生的野餐會。有時候，我會獨自乘巴士到山下的愛荷華河畔，躺在草地上看藍天白雲，聽蟋蟀蟲鳴……
保羅·安格爾於1991年去世，我寫了一篇文章悼念他，題為＜詩國的損失＞，此小文後來被高信疆收入他主編的安格爾紀念文集《現在，他是一顆星》。安格爾的墓誌銘是：「I can’t move mountains, but I can make light. 」的確，詩人就是閃亮的星星，永遠都在發光。
九十年代初，我移居加拿大後就邀請聶華苓出任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的顧問。一直以來，華苓女士都關心加華作協的發展，經常給予寶貴的意見。2001年，中國作家蘇童到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劃」。華苓姐來電話問我，可否邀請蘇童到溫哥華訪問？我說，當然可以。此事在理事會通過後，我們立即發出邀請函讓蘇童申請來加簽證。我們在溫哥華接待了蘇童，並為他在中華文化中心舉行一場公開講座，由我擔任主持。講座很成功，全場暴滿。
我也有一個心願，就是請華苓姐到溫哥華訪問，可惜因時間未能配合，此願望始終未能實現。多年前，我有重訪愛荷華的想法，希望再次作客安寓，拜候已屆高齡的華苓姐，卻又因事務繁多，一再拖延，結果亦成為了另一個遺憾！
出生於1925年的聶華苓，以九十九歲高齡離去，享壽近一個世紀。她的一生經歷了時代的變遷、國家民族的苦難，其三生三世的生命歷程就是一部活的中國近代史。華苓女士在文學創作、翻譯、教育以及對世界文學的交流與融合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貢獻，令人敬佩。她的著作包括小說、散文、翻譯、評論，都是高質素的佳作；她先後在台灣大學、東海大學等院校任教，作育英才；她與安格爾主持的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邀請了世界各國一千多位作家到美國交流、創作，為推動文學事業、種族和諧、世界和平寫下劃時代的新篇章。華苓和安格爾創造了沒有國界的愛荷華，構建了一個世界文學的烏托邦。這些獲邀請到愛荷華的作家，包括相隔了數十年的台海兩岸的華人作家，以及後來成為捷克首位民選總統的詩人、劇作家哈維爾。1977年，三百多位各國作家聯合提名聶華苓競逐諾貝爾世界和平獎，這是對她貢獻的肯定與嘉許。
華苓姐，願您和安格爾先生在天堂安息！您們永遠活在世界各地詩人、作家的心中！
——2024年11月7日，溫哥華。
上圖：在愛荷華安寓合影。
前排右起：保羅‧安格爾、聶華苓、劉賓雁太太、季季、北島太太；
後排右起：陳浩泉、白樺、劉賓雁、陳映真、北島。
上圖：聶華苓1994年致陳浩泉信件。
一部關於善意、誤解與文明的紀實書寫
作者：任京生
加拿大華裔作家郭小娟的《河套記憶》以紀實文學的方式，講述了一段鮮為人知卻震撼人心的跨國援助故事。它不僅是一部關於疾病調查與改水救助的作品，更是一部關於人性、良知與文明進步的深情見證。
一、故事情節概述
作品以20 世紀90 年代的河套平原為背景。實習醫生烏琳在醫院偶然發現來自勝利村的患者劉欣，其手掌嚴重角化，並已發展為皮膚癌。她意識到這可能不是個別病例，於是深入村莊調查，發現大量村民存在類似症狀，甚至出現被稱為“花肚皮”的皮膚異常。由於缺乏經費和支持，調查一度陷入停滯。
後來，烏琳赴日學習與交流。在日本，她接觸到一個由醫生、律師、記者和普通市民自發組成的公益組織。這個組織長期關注日本土呂久地區的環境公害患者，並為他們爭取醫療救助與社會支持。當他們得知中國河套地區也存在類似病症後，決定將援助範圍擴大到中國。雖然政府資助申請並不順利，但成員們仍然自費組建調查團，前往勝利村開展健康調查與水質檢測。
調查過程中，他們遭遇了村民的不信任、誤解與抵觸。一些人將疾病視為“命”，另一些人則因歷史記憶而對日本人充滿戒備。面對懷疑與阻力，調查團並沒有退縮，而是挨家挨戶走訪，為村民檢查身體，送去常用藥物，並持續追查病因，以真誠和耐心逐漸贏得信任。作品最動人之處，正在於它沒有把善意寫成空洞口號，而是寫成一次次耐心的解釋、一次次艱難的接近，以及在誤解中仍然選擇留下來的行動，也使整個村子的命運出現轉機。
隨著調查深入，勝利村井水砷污染的真相逐漸顯露。橫山與日本專家、當地幹部、防疫站工作人員一起尋找安全水源，推動改水工程。最終，橫山為保護小雪付出了生命代價，而那口被命名為“橫井”的水井，也成為勝利村關於救助、犧牲與記憶的永久見證。
二、女主烏琳形象與作品的藝術價值
烏琳是這部作品的靈魂人物。她只是一個普通的實習醫生，卻因為對患者細微症狀的敏銳觀察，開啟了一場關係整個村莊命運的調查。她既沒有權力，也沒有資源，但始終沒有放棄對真相的追尋。這種責任感並非來自職位要求，而是來自醫學職業最本真的倫理——對生命的關懷。
面對交通閉塞、資訊匱乏、行政阻力、經費不足、村民誤解以及個人命運的不確定，烏琳並不是毫無猶豫的英雄。她有困惑，有脆弱，也有年輕人面對複雜現實的迷茫。正因如此，她的形象才顯得真實可信。她最初的敏銳觀察和持續追問，使勝利村隱藏多年的疾病問題進入公眾視野；她在中日之間承擔溝通與協調的工作，使一個邊遠村莊與更廣闊的世界發生聯繫。她的堅持，既是個人的勇氣，也是一名醫學工作者良知的體現。這種責任感與人道精神，令人肅然起敬。正是因為這種勇氣和擔當，她的形象格外真實而有力量。
讀到烏琳，也使人想起那些曾深入病區、疫區、邊遠地區開展調查與救治的人們，代表人物李桓英、李桂科、洪夢霞；實地調查河南愛滋病村的核心人物桂希恩、高耀潔等當年深入麻風病村調研防治。他們之所以令人敬佩，並不只是因為專業能力，更是因為他們願意走近被忽視的人群，願意在沉默的痛苦面前發問，並承擔追問之後的責任。這些光輝的名字，值得人們世代銘記與傳頌。
當今中國社會大量年輕人不婚不育，除了社會原因之外，有沒有對環境破壞所產生的惡果？例如水污染、食品污染、空氣污染對人的情感神經、生殖器官的侵蝕與破壞？這需要有更多像烏琳這樣年輕、勇敢的人去調查與探尋。
從藝術層面看，《河套記憶》兼具紀實性與文學性。作者對河套平原的自然景觀描寫極具畫面感：黃河、灌渠、鹽鹼地、風沙、炊煙與村莊，共同構成了蒼涼而豐饒的地域氣質。人物語言大量採用方言口語，既保留了生活質感，也增強了真實感。同時，作品在敘事節奏上層層推進、張弛有度：從病例發現，到調查受阻，再到跨國援助與情感衝突，尋找病因與改水救助，使讀者始終被故事牽引，保持強烈的閱讀張力。
更可貴的是，作者並沒有把人物簡單寫成符號。烏琳既有專業上的敏銳，也有情感上的脆弱；既有理想主義的熱情，也有現實挫折中的迷茫。橫山既有知識份子的理想主義，也有面對現實阻力時的焦灼與堅持；村民們既有封閉、懷疑和恐懼，也有被真誠打動之後的樸素回報。正是這些複雜而真實的人性，使作品具有了超出事件本身的文學力量。因此更易引發讀者共鳴。作品在人物心理、環境描寫和敘事節奏上的把握，都顯示出較高的文學水準。
三、人性的光輝與國際人道主義精神
這部作品最可貴之處，在於它呈現了超越國界的人道主義精神。日本調查團並非單純的官方機構，而是一群普通公民、專業人士與公益人士共同參與的救助力量。他們先是關注本國環境公害中的受害者，後來又將目光投向中國河套平原。當他們得知勝利村村民可能遭受類似病痛時，申請政府資助未果後，仍然選擇自費前往異國他鄉調查病因、幫助患者。這種行為讓人自然聯想到當年赴華救治傷患的白求恩——並非出於利益，而是出於對生命的尊重，是國際人道主義精神的具體體現。
作品並沒有回避歷史造成的隔閡。村民最初的抵制、對“日本人”的警惕，都是特定歷史記憶和真實社會心理的反映。然而作者更進一步揭示：真正能夠化解敵意的，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持續的善意與行動。調查團成員們沒有因誤解而憤怒離開，而是以謙卑、耐心和專業精神，甚至帶有懺悔的姿態表達誠意。村民的信任不是一瞬間形成的，而是在一次次接觸和真誠幫助中慢慢建立起來的。
橫山的形象尤其令人難忘。他不是一個被神化的英雄，而是一個在現實阻力中不斷尋找辦法的人。他向日本政府申請資助，聯繫記者報導，推動JICA專案，帶領專家組尋找安全水源。他的努力讓勝利村看見了改變命運的可能。
最後，他把生命留在了這片土地上，也使“橫井”成為一種無法磨滅的記憶。
四、善意、歷史記憶與理解的反思
讀完這部作品，一個沉重的問題浮現出來：幾十年過去後，還有多少人知道這段歷史？又有多少人記得那些曾經跨越國界伸出援手的人？
歷史從來不是單一的。它既有創傷，也有救助；既有衝突，也有合作；既有無法忘記的痛苦，也有值得銘記的善意。對於曾經遭受侵略和苦難的民族來說，記憶當然不能被輕易抹去。但成熟的歷史觀，不應只留下仇恨，也應有能力看見不同歷史階段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修復與和解。
近代以來，大量外國傳教士、醫生、教育工作者曾在中國創辦學校、醫院、孤兒院，改善了無數人的生活。然而在動盪年代，其中不少人遭到排斥乃至殺害。歷史的複雜性決定了善意並不總能立即獲得理解。歷史中的善意與傷害往往同時存在，但公共記憶卻常常只留下衝突和仇恨。
《河套記憶》提供的正是這樣一種複雜而珍貴的記憶。作品沒有否認歷史隔閡，也沒有廉價地讚美和解。它寫的是一群具體的人，在具體的苦難面前，如何一點點靠近彼此；寫的是村民從懷疑到信任的轉變；寫的是科學調查、醫療救助與普通善意如何共同推動一個村莊走向新的可能。
善意並不總能立刻被理解。它有時會遭遇誤解、冷眼、拒絕，甚至危險。可這部作品告訴我們，真正的善意並不是輕飄飄的情緒，而是一種願意承擔後果的行動。正因為如此，橫山和他的同伴們才值得被記住。
五、文明社會應當走向博愛而非仇恨
《河套記憶》最終指向一個更宏大的主題：當人類共同面對疾病、貧困與環境問題時，國籍、民族與歷史標籤都不應成為拒絕救助的理由。真正的文明，不是不斷製造新的隔閡，而是在記住歷史的同時，仍然保有人道關懷、公共責任和合作精神。
烏琳的執著、橫山的奉獻、日本公益人士的支援，以及當地幹部與村民的理解與協助，共同構成了一幅人性光輝的畫卷。作品中的“水”不僅是現實中的安全飲水，也是一種象徵：它流過被污染的土地，流過誤解與隔閡，也流向人類彼此重新理解的可能。
因此，《河套記憶》不僅是一部關於河套平原的紀實文學，也是一部關於信任、良知、責任與記憶的作品。這部作品之所以珍貴，正在於它提醒我們：真正值得銘記的，不只是災難本身，還有災難中那些願意走向他人、願意承擔責任、願意用行動改變現實的人。
善意也許緩慢，卻有力量；也許沉默，卻能改變命運。烏琳的執著、橫山的犧牲、幸子的溫柔，以及普通村民付出的努力，共同構成了一幅關於人性光輝的畫卷。
讓我們向那些願意跨越偏見、伸出援手的人們致敬！
【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專刊】
【國際聯合文學特刊 （第6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