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描述一個你人生中最艱難的時刻（下）

張倩燁

以前我偶爾會感到命運不公：為什麼自己沒有像很多哈佛的中國同學那樣，可以得到理想中的成熟父親給我的人生智慧、開闊的視野，和一個女兒格外需要的來自父親的安全感？我讀書成績一直很好，但像父親一樣，也極少得到來自家人的認可，導致我總對自己極度不滿，總覺得人如果不“優秀“，就一無是處。這也讓我不斷向外尋求認可，在社交中和父親一樣自卑且魯莽。

渾渾噩噩地讀完本科，我感到所獲無幾。我不知道大學應該怎麼讀，不知道實習應該怎樣選。工作後遇到職業發展的困境或者人際交往的困難，也只能自己扛過去，因為知道父母不僅給不了我任何幫助，知道了我的困難後還會有更多的焦慮，我可能還不得不再去安慰他們。

直到回歸家庭，回到爸爸身邊，看見他的過去，我原諒了父母也原諒了自己：他們也沒有得到來自父母的很好的愛，怎麼會知道真正的“無條件的愛”長什麼模樣，又有什麼能力給我更好的愛呢？他們已經給了他們能給的百分百。而我更無需和我的同學們比較——我也在我的能力範圍內做到最好了。

10月，爸爸開始咳血，我用棉籤拭去他牙縫間的血跡，再給他漱口。咳血過多會導致貧血，需要輸血。醫生取出冰冷的血包，叮囑要用手焐熱到常溫，不能放在暖氣上或溫水裏。我便捧着那袋即將輸進爸爸體內的別人的血，有時會隔着保暖內衣貼在我的身體上。過去我一度抗拒無償獻血：為什麼我們無償獻的血，輸給病人卻要病人付費？但當那袋血貼在我身上時，我感激一切。

與此同時，我開始動用一切手段囤積能緩解癌痛的止疼藥，比如芬太尼止痛貼。我清醒地知道終點在靠近。

中國的醫院對芬太尼透皮貼劑的管控極其嚴格，很多醫院都要求家屬帶着病人用過的貼劑做交換才給開出下一期。後來每次看到美國把芬太尼問題推給中國和墨西哥，我都覺得很不公平。藥物濫用是公共政策失敗和個人生活潰敗的共同結果，不解決美國社會內部的問題，即使沒有芬太尼也會有其他毒品來替代。

疫情期間一共陪爸爸封閉式住院三次，每次短則半月，長則月餘。很多次我給爸爸洗頭和擦身，照顧他最後的一個月時，會把他當成小孩子。給爸爸擦身體的時候，我常常憶起小時候爸爸給我洗頭髮的場景——我一直到二十幾歲都是短髮，小時候比男孩子還淘氣，爸爸會一把將我的頭按進水盆裏，像給調皮的小動物洗澡一樣，我們都覺得這是個遊戲。但現在，是一個成年的女兒給虛弱的父親擦拭赤裸的身體。我能察覺到一開始他的不適，但他也只能接受這種狀態。給他擦乾身體、撲上一點爽身粉，“香香的”，我告訴他，然後再親一下他。

“這才是我姑娘呢”，爸爸的話裏有種我這個沒有孩子的人體會不到的複雜。

我們的角色反轉了，我不再是那個需要他拼盡全力去保護的女兒，他也終於可以放心依賴、再不必擔心被否定、被無視的狀態。他可以心安理得告訴我，今晚不想洗腳，明天想喫鵝肝，後天討厭見到某個人。

父親去世前一個多月，有一天我給他洗腳，他坐在牀邊，看着膝前的女兒，跟我商量着說了一句：“姑娘啊，下輩子再給爸當姑娘。”

現在，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像奧巴馬或拜登那樣的人會在自己的推特（現在叫X）用這樣的順序自我介紹：“父親，丈夫，總統，公民”，或者“拜登博士的丈夫，驕傲的父親和祖父。”

我不是成功人士，不敢拿美國總統自比，但成爲張曉巖先生下輩子還想有的女兒，是我一生的最高榮譽。

那年冬天的除夕夜，爸爸躺在牀上看電視，我坐在牀邊的搖椅裏陪着他。我勸爸爸早睡，他只說沒事，再等等，雖然他明明已經開始打瞌睡了。等到電視裏新年鐘聲敲響，窗外升起煙花，他才說“行了，我睡了。”父親走後的第一個除夕，我看着窗外同樣的璀璨煙花才明白，他大概清楚那會是他在人世間的最後一個春節，他想陪女兒完整跨個年。

2021年農曆大年初三是我的陽曆生日，一大早爸爸顯得很精神，也意外地能起牀走路了。媽媽說，爸爸特意吃了止疼藥。那天留下的照片裏，爸爸已經瘦到癌症終末期病人的典型體態，但眼神仍然是有光的。我們邀請了媽媽最好的朋友楊姨一家，就當是兩家人一起過個年。

那天之後，爸爸再也沒能站起來。37天後，他在妻女和親人的陪伴中去了另一個世界。最後的時刻，我告訴爸爸，我永遠愛他。

親口向一位八旬老人傳遞他的兒子已經過世的消息，是我做過的最艱難的事之一。那天之後，爺爺的阿爾茲海默症狀明顯加重了。2021年，我開始療愈過去兩年留下的心理創傷，安排爺爺的生活，處理一些爸爸留下的債權官司，同時自學法律。

2022年，疫情和生活都在繼續。趁着還能在家遠程工作，我完成了兩個主要自媒體平臺的簽約，保證自己和媽媽的生活。同時繼續着法律學習，陪伴媽媽度過了疫情封控、感染新冠的一年，這也是我成年後難得的與媽媽獨處的幸福時光。爺爺走在了那年的聖誕節，我沒能見到最後一面。

2023年，新冠康復，封控結束。我高分通過因爲疫情一再延期的22年法考。媽媽的身心狀態都恢復得還不錯，我準備回到自己的生活。同時，開始療愈那些過去幾年留下的、讓我清晨五點從夢中一再哭醒的心理創傷。

重新回到華盛頓辦公樓的第一天，我的內心充滿恐懼：往來於醫院、法院四年，在一個四線小城裏幾乎與世隔絕三年，我荒廢了專業，所有的閱讀都圍繞肺癌論文和中國法律，唯一發在FT中文網上與公共政策相關的文章，也是呼籲疫情封控要考慮癌症患者的特殊情形。我失去了對自己“專業人士”身份的認同。到了需要告別“照護者”身份的時刻，我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身份來面對世界。後來我在心理學文章中讀到，很多經歷過喪失的人都有這種“身份轉換/再轉換”的迷茫。

在與世界新的碰撞中，我發現自己發展出了全新的人格：從一個30歲之前缺乏社交自信的自我，變成了一個“社牛”。

我驚訝地發現，自己開始可以敏銳地體察身邊人的情感與苦痛：一位南非的同事在合同續簽面試後的週六清晨打來電話，兜兜轉轉打探着辦公室的近況，我能覺察到他是因未收到結果而焦慮，並給予他恰到好處的認可；和一位失去與我同齡的兒子的父親共進晚餐，我能感同身受他的喪失，與他一同落淚；在工作中，當上司指出改進寫作的方法，我不再將這視作對個人的否定和羞恥，而是理解為他在幫我成長——我開始以更鬆弛的心態面對自己的不完美，坦然接受並努力精進。三十二歲前的冷漠已然遠去。是深刻的痛苦讓我懂得，無論有怎樣的社會標籤，人在面對痛苦時，是相通的，平等的。

有心理學家認爲，雖然我們會因原生家庭而演變成不安全的依戀風格甚至人格障礙，但改變人生的重大事件，比如照護家人、遇到一個能提供安全感的伴侶、有可靠的朋友等，是可以治癒自己的。爸爸左下肺的那顆腫瘤像是長在了我心裏，讓我有機會體會人類終須面對的痛苦，嘗試着給予無條件的愛，得到他的認可，治癒自己的殘缺。這大概是他留給我最珍貴的遺產。

2024年發現了很多禮物。事業上有了小小的進步，當然這也得益於那次被誣告的經歷：如果不是三年前的一場官司，就不會有簡歷上的法律背景，也不會得到現在這份看上去是為我量身定做的工作。如果沒有那幾年毫無選擇地擔負起家庭責任，我不會意識到自己在工作中也有能力擔負起管理責任——在此之前我只想做個省心的專業人士。現在，我摸索着從零開始搭建知識產品、管理項目、厚顏無恥地召喚資源，尋求幫助。我開始對自己有了更多期待。

但時常也會被一種“脫節感”淹沒：過去幾年裏，我多數的同學和朋友們都在事業和個人生活上有了大大小小的收穫，創業、升職、結婚生子；甚至，當年我做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助教時輔導過的學弟學妹都已經有了比我更好的發展。我回到自己的生活，滿心創傷，一無所有，高度自我懷疑，有種被世界拋棄的失落感。我像是一個失敗者。好在這些年裏，一直有幾位最貼心的朋友理解我的一切，讓我雖然一無所有，卻在被接納和寬容中有勇氣重新開始，找回屬於自己的季節。

新年時，一位在華盛頓多年的齊齊哈爾老鄉來看我，我向她傾訴自我懷疑和痛苦。她安慰道：“你沒錯啊，你已經做得很好了，人在不同階段就是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 她甚至鼓勵我讀個博士。她說，雖然在美國看上去很好，可她也留下許多遺憾，錯過了陪伴她母親最後時光的機會。隨後她問我，你說， 古城鎮跟華盛頓有什麼不同嗎？

在2025年1月雪霽天晴的一天上午，我鼓起勇氣開始寫下這一段在世俗意義上並不那麼成功的人生，因為收到一封機構郵件，一位我從未謀面、與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優秀的肯尼亞前同事過世了。我從與她的這種微弱聯繫中感到悲傷，彷彿逝去的是某一個版本的自己。窗外的藍天很好，但她再也看不到了，那也是爸爸不會再看到的藍天。

趁記憶還沒有模糊，趁一切都在，我決定，即使已經很多年沒有寫作，即使笨拙的文字還是會辜負給過的愛與受過的苦，即使冒着自我暴露的風險，我也應該嘗試記錄：也許未來仍然會有千瘡百孔等待我去縫縫補補，但誰說故事的結局一定要大圓滿才有資格被寫下來呢？

那麼，這段故事就這樣作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