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專刊】（香港華文微型小說學會主編）

昨天，四月的最後一個夜晚，路燈把我和老趙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像兩道被釘在大地上的剪影。我站在攤位後面，手裡攥著一把一次性筷子，機械地往紙套裡塞，眼睛卻瞟著手機屏幕。

老趙正揮舞著那把沉甸甸的大鐵勺，在熾熱的鐵鍋裡翻攪。勺子與鍋碰撞後，發出“哐當、哐當”的巨響，那是屬於我們地攤的戰鼓。明天，這篇文字就要在美篇、簡篇和公眾號發表了。

我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指，那雙原本握筆的手，指節處因為常年接觸涼水、冰冷的蔬菜和洗潔精，顯得有些紅腫和粗糙。人們總愛浪漫地稱呼這為“擺攤”，但我知道，這就是最赤裸的“地攤”。一種緊貼著大地脈搏、甚至能聞到泥土腥氣的生存方式。這一個月，我就在這方寸之地，在老趙的翻炒聲和油煙機轟鳴的伴奏下，完成了三十篇文章的寫作，完成了與十四位古人的靈魂對談。

與東瑞老師的十四篇唱和，是我在這個四月裡開出的花。老趙負責炒飯，我負責配菜、打包，也負責在間隙裡，把那些飄散在歷史長河中的詩句撈起來，晾在我們的地攤上。

寫李煜的“一江春水向東流”時，我正在剝蒜。一顆顆蒜瓣潔白如玉，卻在我的指腹留下刺鼻的氣味。我想起李煜的愁，那是一種亡國之痛，而對於我，則是生計的焦慮。老趙那邊火大了，鍋裡竄起半米高的火苗，他猛地顛勺，那金黃的米飯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線，像極了那決堤的春水。我忽然明白，李煜的愁之所以流不盡，是因為它太被動；而我的焦慮，卻能在每一次切菜、每一次打包中，化為具體的行動。

到李白的“舉杯邀明月”，已是凌晨一點。老趙累得靠在電線杆上抽煙，火星在夜色裡一閃一滅。我坐在小馬扎上，對著保溫桶裡剩下的半壺熱水，學著李白的樣子虛舉了一下。月光照在油膩的桌面上，映出我倆疲憊卻依然挺直的腰板。李白是“獨酌無相親”，我們是“共苦無知己”。但我知道，老趙不懂詩，可他懂火候；我不懂炒飯，但我懂文字。我們倆湊在一起，就是一首完整的敘事詩。

最動人心魄的是元好問的“問世間情為何物”。那天，因為觀念不同，我跟老趙拌了幾句嘴，我們倆的心情都極差，炒飯時他下手重了，鹽放多了，被客人退單。他悶著頭重新炒了一份，一句話也沒有說。我看著他那雙佈滿燙傷疤痕的手，忽然懂了那對生死相隨的大雁，這地攤就是我們的“雁丘”。我們雖是搭檔，卻像拴在一根繩上的螞蚱，這其中的情分，是共患難的沉重，也是相依為命的踏實。

李清照的“如夢令”寫得最是揪心。清晨我去菜市場進貨，看著被壓爛的番茄，葉子蔫蔫地垂著，那是生活的“紅瘦”；而當夜深人靜，老趙在前面騎著三輪車，我在後面扶著搖搖晃晃的貨架、炊具和碗碟，看著路邊的燈火向後退去，心裡卻因剛剛寫完的一段文字而充盈，那便是精神的“綠肥”。

還有蘇東坡，寫“竹杖芒鞋輕勝馬”的那個晚上，城管制服的身影出現在街角。老趙大喊一聲：“收！”我倆像觸電一樣，以平時三倍的速度拆卸、裝車。我推著幾百斤重的地攤車在巷子裡狂奔，氣喘吁吁地停在一個避風的角落。

老趙遞給我一瓶水，說：“沒事，跑得快也是一種本事。”那一刻，看著他汗流浹背卻咧嘴笑的樣子，我看到了蘇東坡。這雙沾滿泥灰的鞋，就是我們的“芒鞋”，只要心裡坦蕩，這狼狽的逃竄，也能跑出一種豪邁來。

那十四篇讀後感，像十四顆釘子，把我的靈魂釘在了這輛地攤車上。它們不僅發表在公眾號和美篇，更發表在我生命的履歷表上。香港作家聯會刊出了我的拙作《被三字照亮的高原》、印尼的千島日報，國際日報和環球日報也刊登了我的多篇文章，那些遙遠的讀者不會知道，這些文字誕生於一個彌漫著油煙的路口，旁邊是一個滿身大汗的炒飯師傅。

生意日漸穩定，老趙炒飯的手速越來越快，我也打包得越發嫺熟。熟客們習慣了邊吃邊看我公眾號裡的文章。有個小夥子吃完飯，指著屏幕說：“老闆，你寫的蘇軾，讓我想起了我爸，他也總愛唸叨這幾句。”

今天，我的腳步已經跨進五月的門檻。氣溫會升高，蟬鳴會響起。老趙會繼續揮舞他的大鐵勺，我將繼續打包我的盒飯，並在間隙裡敲下新的文字。案頭的墨蹟已乾，灶上的火苗正藍。

我不羡慕高樓大廈裡的寫字樓，因為我擁有整條街的燈火，擁有大地的堅實，擁有一個懂火候的搭檔。四月走了，帶走了春寒；五月來了，帶來了熱浪。而我，依然在這裡，在老趙的翻炒聲中，在打包袋的撕扯聲中，與歲月溫柔對望。這，便是我今天最好的告別與重逢……

（上圖：王蕙心）

【中港專刊】（香港華文微型小說學會主編）

【國際聯合文學特刊 （第5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