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回憶】第146號                 

龔越禾

2018年4月22日，筆者在東陽訪問了金華黃埔同學會會長吳兆寧，請他談談一生經歷。

圖一 2018年4月22日，作者與吳兆寧在東陽

吳先生說，我是浙江東陽人，父親吳允周將軍1938年受命在陝西王曲襄助創辦黃埔軍校七分校，為八年抗戰培育基層軍官出力。

1947年，父親調任軍校成都校本部教育處長，軍校旋晉升其為教育長。

圖二 吳允周將軍

軍校

我1929年農曆4月25日生在南京（時父親在南京工作，參加過北伐、淞滬抗戰）。

三歲時，弟弟出生後，才回到老家新城縣（今新登東陽江鎮新東村）。

1948年，我在杭州安定中學高中畢業後，由於受父親吳允周（國軍中將）的影響，與同鄉同學的黃悅澄等三人跑到南京，報考了黃埔軍校二十三期（校本部在成都）。

其時，遼沈戰役結束，淮海戰役已經打響了。

圖三 學生時代的吳兆寧

錄取後，同學們結伴在南京浦口上船，坐長江航輪花了四天四夜到達武漢，再換船到宜賓轉到重慶，然後，轉車前往成都的校本部報到。

到達軍校時，學校領導階層有了變化，蔣中正已辭去校長職務，改為由原教育長關麟徵出任校長，父親吳允周接任軍校的教育長之職。

父親聽說我們到來，派車將我和幾位同鄉兼同學以及招生處負責人一起請到家中吃飯。席間，父親說到我的生母，在我十二歲時不幸亡故，言談之間，不免流露出幾分愴楚。

父親後續娶繼母，由此，我有了幾位同父異母的弟妹。

當時，國共內戰加劇，成都校本部雖已錄取新生一千餘人，實際上，只有四百多人前來報到。校方延宕到（1948）12月開課。入伍生編為三個中隊，我在二中隊受訓，後來被分派到砲兵科。

我的那二位同鄉黃悅澄與蔡國平（蔡忠芴兒子）則分配到通訊科讀書。

1949年1月，解放軍在淮海戰役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國軍節節敗退，為了補充前線的軍事幹部，到了2月份，原定四年制教育的二十二期學員提前畢業離校。

接下來，北平「國共和談」破裂，解放軍兵臨武漢城下，川東告急。

8月，校長關麟徵接任陸軍總司令，由此，調張耀東出任軍校校長。

9月12日，蔣介石自重慶抵達成都。

14日，蔣到軍校對師生訓示閱兵，父親任校閱官兼總指揮。

11月初，軍校原擬遷往雲南大理，因雲南生變，只好中止。

同月下旬，解放軍長驅直入，攻佔綦江，重慶也面臨解放。

30日，蔣介石集合二十三期官生訓話，告誡完成遷校、保校以及建國復國的神聖任務，宣布二十三期學員提前畢業，同時，命令台籍學生空運返台。

至於說我們二十三期未及分配的學生並同二十四期新生向西昌遷發。

在遷校前（12月初），我的後母攜弟兆麟、妹亞莉與軍校眷屬先行乘機飛台，父親留蓉待命。記得那些日子，父親叮嚀我說：「你雖為教育長之子，亦當與同學同生死、共患難。」

父親直到22日才搭機離蓉，先到海口，後至台灣。

在軍校就讀期間，有幾件事讓我印象至深：七分校有一名學生——熊惠荃（下稱「熊」）很得父親賞識，父親將他推薦給胡宗南任機要秘書，熊更名為熊向暉，熊將大量機密軍事情報輸送給延安，為保衛延安與人民解放戰爭做出了傑出貢獻。熊後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

1949年中秋節，父親邀請周嘉賓（張治中女婿）夫婦到我家赴宴，當時張治中已在北平起義。周說：「我們夫妻已買好去香港機票，準備從香港轉至北京。」

父親聽了，對我說：「共產黨中，我有不少朋友，你不用去台灣，大陸解放後，可在共產黨政府找一份工作。」

圖四 胡兆寧在黃埔軍，1948年

起義

12月，軍校師生及教導團計二、三千人在教育處長李永忠的帶領下，就在遷校途中宣布起義。自此，黃埔軍校在大陸消失。

成都軍校在西昌起義後，被編入解放軍18軍團60軍181師（胡耀邦任兵團政治部主任），更名為西南軍政大學川西分校，由成都軍管會接收。

1950年，我們被派去修築成渝鐵路和組織民工的工作。抗美援朝開始後，我申請加入中國人民志願軍。1951年2月，我被批准赴朝參加第五次戰役，擔任砲兵營第三連副連長，由於我在火線上表現積極，被提幹入團，並獲得獎勵。第五次戰役中，我軍一個團覆沒。

圖五 志願軍戰士吳兆寧

1953年，板門店談判簽訂停戰協定，志願軍勝利班師回國。我和部分人員被遣送到東北遼西軍區北鎮縣學習大隊，軍事管制二年，追查全團覆沒的原因。

1954年10月，由於父親在台灣以及我在黃埔軍校經歷，我被遷送回東陽老家務農。

當年，我年輕力強，在老家（新城）務農，可說是個好把式，什麼耕田、插秧、種地，甚至，焐草木灰這些技術性較強的農活，樣樣拿得起來，與當地老農幾乎沒有差別。

後來，我成為鄉村學校的代教老師、民辦老師，又在新城五七高中當「赤腳教師」（拿工分），一恍二十幾年過去了。

政協副主席

粉碎四人幫以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被落實政策。

1981年，當選為省、市兩級人大代表；1984年9月，東陽縣政協召開六屆一次會議，（時年55歲）有幸被推舉為特邀委員，並當選為政協副主席，自此連任六、七、八、九屆專職副主席。

同時，我亦被推薦成為金華市政協委員（任第一屆常委、第二、三屆委員）。

在東陽縣五屆政協時（1990），增設了對台僑務組。由於這項工作原先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到了第六屆政協會議時，又分設為對台工作組、僑務工作組（兩個小組）。至第七屆政協時，根據對台工作的新形勢，為了工作的需要，對台工作小組改稱「祖國統一工作委員會」。常委會分工決定，由我擔任對台小組組長和祖國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

1998年，政協換屆（我已70歲），才離開領導崗位，不過仍擔任了十一屆的常委。

我們東陽有一個台灣報業鉅子——王惕吾。他的一位親戚趙惠仁文革時被開除公職回家。中央[81]44號下達後，落實了去台人員親屬政策，補發他十年工資，並推薦為東陽縣五屆政協委員。後來，又被推舉為省政協委員、金華政協常委、縣政協副主席。

在1982年春節召開的一次全縣台僑屬座談會上，我與他相識，兩人很快就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為重修王惕吾祖墳的事，我多次到過王先生老家——王家村。

王家祖墳修復後，拍了一卷錄影帶寄給王惕吾先生。

有一次，趙惠仁哥哥趙克仁回鄉探親，我參與了接待。趙先生表達了王惕吾有意贊助東陽辦教育意向，想在東陽辦一所一流大學。我聽了，覺得辦大學並非易事，當時大學招生由國家統一分配生源，層層審批，辦成後，還要常年投入巨大財力，東陽尚不具備這些條件。建議他成立一個王惕吾獎學基金會，支援東陽的教育事業。

1989年5月，趙氏兄妹去香港會見了王惕吾先生，我送他們去杭州上飛機。

在那次會面中，初步確定了王先生準備回鄉辦教育、創辦醫院等多個計畫的意向，也確定了王惕吾獎學金的設立。

到台灣探親是我多年來的願望，在1989年終於夢想成真。後來，我四次造訪台灣探親。我第四次去台灣是1996年8月到台灣為父親奔喪，也是我最後一次到台灣。

王惕吾老先生已經過世，再也沒能見到他了。父親的喪事很隆重，那天我們這一期黃埔畢業的來了十六位同學，大部分是韓戰第五次戰役被俘後去了台灣。

我們互相敘述各自的經歷，在交談中，我了解到二十三期同學中，在1949年12月底前離開大陸與朝鮮戰爭中被俘去台灣的共有六十多位在台，多數在軍界服役，少數從商。

我的四次台灣之旅，既加深了兩岸同鄉的感情，結識了更多的同鄉，又領略​​了台灣風光；既看到了寶島經濟繁榮、交通便捷、物質生活富裕的一面，也看到了許多社會陰暗面，台獨分子的囂張，給原外省人帶來的種種憂慮；

更增加了我對台灣與祖國大陸統一聯誼工作的熱情和信心。近年來，東陽組織了一個陽光公益志工協會。退休後，我為老兵較集中地區提供協助與諮詢，參與他們的公益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