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回憶】第115號） 作者：亦心
那年夏天跟先生一起回中國，知青朋友為我們舉辦了一個聚會，地點在一個私人俱樂部的卡拉OK廳。閃爍的燈光下，一位高大魁偉的男士走到我跟前，伸出手：「你好！還記得我嗎－－阿桐。」我看著這陌生的面孔，腦子裡正驚異於他聲音的淳厚，突然聽見「阿桐」這兩個字，不禁驚叫起來： 「什麼？你是阿桐？」他爽朗地笑著：「是啊，如假包換。如果在街上碰到，你一定不認識我了是不是？」我拼命點頭，眼睛在他臉上努力搜尋昔日的印象，思緒卻突然飛到了五十多年前。
阿桐是我的小學同學，同年級不同班，我們應該算是童年的「歌友」。非常幸運的是，我們碰到一位特好的音樂啟蒙人，黃石英老師。她是我們學校的音樂老師，也是市立青少年宮的指導老師。我和阿桐都是她帶去市裡「紅領巾歌舞團」的得意門生。無論在學校或青少年宮，我們都常常被指定獨唱或領唱。
青少年宮是個佔地很寬的公園，中間寬廣的草坪可以容納好幾千人，是舉辦大型活動的地方。草坪前方的花崗岩平台中央，矗立著年輕的抗日女英雄劉胡蘭的雕像。草坪周圍綠蔭環繞，散佈著遊藝場、電影院、體育館等各種不同功能的建築設施。東北角那棟三層樓的紅磚房子就是我們「紅領巾歌舞團」和「中學生歌舞團」的活動場地。
每個週日上午，我們都在那裡練歌，也常去表演或到電台錄音。我們唱《金色陽光》、唱《美好的理想》、唱《朝霞》……徜徉在歌聲的快樂海洋裡，對音樂的愛好從那時起就植入我們的每一個細胞，融入每一條血脈，伴隨著我們的一生，讓我們對那些日子，對我們的老師永誌不忘。
我們的指導老師，黃老師和胡老師性別和風格都不一樣，我們卻一樣喜歡他們。黃老師是科班出身的女高音，上世紀五十年代少有的「胖子」。白白細細的夾下巴，皮膚輪廓線條精巧柔韌，在小巧的嘴唇下勾畫出兩個漂亮的圓弧，彎彎的眉眼似乎總親切地帶著笑意。她永遠是和藹的，說話聲音清脆亮麗，開頭常常是：「好啦，你們這群嘰嘰喳喳的小麻雀，我們還是一起來學畫眉鳥吧。」她彈起鋼琴帶我們練聲：「啊-啊-啊-啊-啊……好……注意嘴型……喉嚨打開……」。頑皮的小安把兩隻手疊在下巴底下，嘴張得像一個從兩邊被壓扁了的圓，翻眼朝天，昂起的頭左右搖晃，怪模怪樣地學著黃老師，逗得我們一邊唱一邊忍不住吃吃直笑。黃老師微微轉過身，用肉肉的手指頭虛空點她一下，眼睛掃我們一圈，並不中斷她的琴聲和帶唱。怪，大家都停下笑鬧，乖乖地跟著唱了。
胡老師有一個女性的名字：胡萍，但他一點也不像女人。小方臉，黑皮膚，鬍子拉碴，瘦臉上架著的黑邊眼鏡可能大了點，它騎在努力鑽出來的鼻尖上，似乎分分鐘都會掉下來。別看胡老師外貌這付德行，他作的曲可真好聽，他的指揮也特別棒。下課時，他可以跟我們嘻嘻哈哈，哪怕我們當面頑皮學他都不要緊；只要一上課，他馬上嚴厲起來了：「誰的眼睛還沒看著我？」接著，兩隻骨節突出的手抬起來，手心向上指頭半屈，從胸前向兩邊劃開再迅速合攏，這是「預備」的手勢。樂隊的樂器都拿起來了，歌隊也緊盯著他。 「預備－－起！」口令極是乾脆有力。可是他的湘鄉口音說這句話就像「一癟－－起」 ，剛開始我們簡直堵笑不住。後來，大家都習慣了，卻還是常常忍不住拿它當笑話來學說。
我們對青少年宮有特別的喜愛，不只是因為喜歡唱歌，能進入「紅領巾歌舞團」是值得驕傲的事，更因為那裡總有一種活潑、輕鬆、讓人留戀的氣氛。來自不同小學的孩子們說著各種各樣的新鮮事，玩的花樣特別多，頑皮的事兒幹得也不少。青少年宮裡環境很好，不時有一對對散步的青年男女。那時的人十分害羞，兩個戀人別說拉手，並排走路也隔開好遠。要是給我們碰到，一群孩子在後面互相做個鬼臉，突然叫著：「一癟－－起！」從後面猛衝過去，嚇得他們左閃右躲無所適從，有時反而碰到一起，我們卻哈哈大笑著四散跑開了。我們快快樂樂玩在一起，幾乎從來沒有吵架的事，可我跟阿桐卻在好長一段時間裡都「爭吵」不休。
那是一首充滿童趣的歌——《小雞和小鴨》，唱小動物吵架又和好的故事。我和阿桐領唱，我唱小雞，他唱小鴨。那也是當時非常流行的一首兒童歌曲，電台曾為我們「紅領巾歌舞團」錄音並播放，我們學校還曾憑這首歌奪得全省匯演的一等獎。剛開始是合唱：
「快來呀，看吧，快來呀，看吧，小雞在咕咕咕，小鴨在呱呱呱，哎呀呀，哎呀呀，小雞小鴨在打架，在打架！」
然後我唱了：「小雞上前啄一口，忙向小鴨講了話，小鴨鴨，小鴨鴨，你為什麼自高又自大，走起路來晃扭晃扭，揚起脖子傲慢樣子，連誰都不怕！」
阿桐接著唱：「小鴨急忙高聲叫，小雞你不要生氣吧，雞妹妹，雞妹妹，不是我要自高又自大。我生來腿短身體重，脖子長也沒有辦法，請你原諒吧！」
矛盾解決了，我們兩個牽起手來，大家一起合唱：「快來呀，看吧，快來呀，看吧，小雞小鴨和好啦，小雞小鴨和好啦，哈哈哈，哈哈哈，一同到河邊去玩耍，走，一同到河邊去，玩耍！」
別看我們常在一起唱歌，常常是搭檔，在青少年宮裡大家講講笑笑，一點隔閡也沒有。其實在學校裡，我跟阿桐幾乎不說話。那時學校裡普遍「分男女界限」，男孩女孩都這樣不交談，更從來不在一起玩，不然會給人笑的。但我們有共同的嗜好和快樂的集體，對彼此的關心肯定比對別的同學更多。
不久，當我們依然沉浸在快樂歌唱的世界裡，大人們卻統統被捲入了「反右派」的運動。阿桐似乎變得有些悶悶不樂，隱隱約約聽說，他爸爸被打成了右派。一個週日的上午，我照常去青少年宮，直到排練結束都沒有看見阿桐。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學校裡也看不見人，連他的媽媽、在我們學校教算術的尹老師也沒有露面。
「阿桐怎麼啦，生病了嗎？」我跑去問黃老師。 「他轉學了。」「為什麼？」「哦，他搬家了。」看著黃老師有些凝重和惋惜的神態，不懂事的我還在追問：「搬家了轉學了又怎麼樣，還是可以到青少年宮來啊！」她旁邊一個女同學卻一臉鄙視：「問他幹什麼？哼，雙右派！」 原來，尹老師也被打成了右派，有些同學竟然對阿桐白眼相向。我的心縮緊了：怪不得阿桐要轉學，他如果留在我們學校，要承受怎樣的眼光，怎樣的羞辱啊！
我心裡充滿痛惜，也充滿失落。報紙不是講右派是壞人嗎？但尹老師是很好的人啊，平日那樣和藹，書教得那樣好，怎麼會是右派呢？更令人沮喪的是阿桐不見了。他轉去哪個學校了？他還會到青少年宮來嗎？我總是懷著期待，希望站在我身邊的依然是那個剪著小平頭、圓圓臉、憨厚樸實的小男孩。可是，每次給我的都是失望。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看過阿桐。
幾十年在風風雨雨中過去，我已經記不起阿桐的模樣，但我從來沒有忘記他。
如今，阿桐又站在了我的面前，寬厚溫暖的手掌握著我的手，笑得那樣親切，那樣爽朗：「你的事我知道很多呢，我在『金色池塘』合唱團，那裡有你好多熟人同學，今天就是他們叫我來的。」我們在旁邊坐下來，他告訴我，他在戲劇學校畢業後分配到省京劇團，WG時也曾到鄉下「鍛煉」，前幾年從京劇團退休了。「怪不得，一開口就是專業的範兒，共鳴那麼好！」
「嘿，你們別老在那裡說話了，老同學見面，該給我們唱一個吧？」我和阿桐相視一笑：「我們就清唱《小雞和小鴨》吧！」
歌聲響起，如行雲流水。沒忘，我們都沒忘！啊，那一首純真、美好的童年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