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雜文】第62號) 作者：蕭靖
喬治亞，英倫在美東大陸的第十三個殖民地，得名於當時的英國國王“喬治”二世。
1732年，喬治二世特批許可，在卡羅來納查爾斯頓以南的地方，開闢一片新殖民地，在已有的英倫殖民地與最南端的西班牙殖民地（如今佛羅里達州）之間，建立一個“緩衝區”（buffer zone）。
1733年2月，114位英倫殖民者（包括婦女和兒童）由詹姆斯•愛德華•奧格爾索普（James Edward Oglethorpe / 奧氏）帶領，在薩凡納河口登陸；根據此前與土著印第安首領的約定，他們在薩凡納河邊的高地上建造了含有四個街區的殖民定居點。
奧氏申請建立這片殖民地的初衷，據說，是源於好友的不幸遭遇。他的一個朋友因為債務纏身、被捕入獄，因為沒有財力賄賂獄吏，被發配到骯髒擁擠的牢房，因而染上天花病過世。所以，奧氏決意搞社會革新，為英格蘭的“有質窮人”（worthy poor）找到一條重生之路。
薩凡納，喬治亞殖民地的搖籃，是依照奧氏的理想而構建的社會，不同於北美其他地方或加勒比諸島施行的“種植園制度”。
喬治亞殖民地的最初憲章規定：禁止奴隸制；遵奉基督新教；每個成年人（不包括婦女）給地五十英畝，建造同一式樣、同等面積的房屋；殖民地一切日常事宜均由董事會掌管；殖民地對“有質窮人”開放，招募白人新教貧民——有一技之長、願意自立更生、自食其力的貧民，諸如木匠、裁縫、麵包師、農民、商人等 ……。
聽起來，這裡儼然是一個“不為己，為他人”（not for self, for others/ 奧氏語）的十八世紀理想社會——耕者有其田，自由平等自治。據說，這是奧氏為大洋彼岸的英倫社會改革而製作的“範本”。
正巧，日前讀到《華爾街日報》上的一篇書評，介紹Joan Dejean的新書《反叛的女人，從法蘭西女犯到海灣之母》(Mutinous Women: How French Convicts Became Founding Mothers of the Gulf Coast)；關於18世紀初期，一批法國女犯人（小偷、妓女）被強行遣送到墨西哥海灣地區（如今的路易斯安那州）的經歷。
遣散（流放）“剩餘”人口，在化肥面世之前，是一個歷代農耕社會統治者的夢魘，並非法國大革命前路易國王的專利。
歐亞農耕文明，人丁興旺，顯示家國繁榮強盛。不過，生產資源（尤其土地）有限，多一個人，往往不僅意味著多一個勞力、多一份資源，也還意味著多一張嘴巴、多一份負擔；一個家庭如此；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更其如此。
流離失所，飢寒交迫的人群，是社會的“不安定”淵藪。排遣社會“過剩人口”，古今中外，屢見不鮮——充軍、流放，屯墾邊疆、上山下鄉。北美、澳大利亞 ……曾經是不列顛的“社會垃圾場”；當然，也是新社會思潮“烏托邦”實驗的“新世界”。
被迫遷徙的窮人，在陌生遙遠的旅途盡頭，戊邊墾荒，開拓疆土，安身立命，甚或發財致富，榮耀故里，是口口相傳的家族“傳奇”，也是文人筆下洋洋灑灑的“史詩”。
不過，此類“社會實驗”是否公平進步？能否成功複製？從來就見仁見智、充滿了爭議。
奧氏在喬治亞的烏托邦實驗，試行不久，即流產了。小農經濟，自給自足，聽起來，很田園風光、詩情畫意；但是，實行起來，瑣碎繁雜、障礙重重。農耕，靠天吃飯，水災、旱災、蟲災、風災，對於小戶農家，都可能會是滅頂之災。
況且，殖民初期，除了天災，還有“天譴”——亞熱帶地區流行的“黃熱病”，更有人禍：南邊有來自西班牙“征服者”的騷擾，周遭還有與印第安土著的種種糾紛。
理想碰壁後，喬治亞殖民地默默恢復了“黑奴制”，放棄了宗教信仰限制，逐漸接收歐洲其它地區的移民：來自德語區的路德教徒、天主教徒、以及歐洲新教其他小宗派別的基督徒，還有猶太教民。喬治亞殖民地由東向西擴張，越來越大，而土著的印第安人則日益喪失他們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山川樹林、土地河流，最終，被迫走上那條慘無人道的“淚水小道”……
薩凡納老城，五點三個多平方公里的街區，見證和記錄280多年“社會實驗”的狂風暴雨、峰迴路轉。
那天，我們到的早了一點，酒店還不能入住，便在城邊的訪客中心拿了張旅遊圖，直接開車進城。
午後三點，太陽西曬。復活節週末，薩凡納城內，遊客摩肩接蹱，街上車水馬龍；街道兩邊的停車位滿滿噹噹。運氣不錯，轉了一小圈，見到一個空位。泊車停當，下了車，穿過馬路，恰好是“雷諾茲廣場”（Reynolds Square），廣場裡有一個標牌，紀念喬治亞初創時期的一位意大利人，是個養蠶能手。原來，和奧氏一起登陸的114人中，還有這麼一個人物。猜一下，應該是個天主教徒；儘管標牌上沒有說明。很有可能，此人是被奧氏破格，擇優錄用了。
此前，只知道喬治亞是“棉花之都”“桃花之鄉”，不知道還有“養蠶繅絲”的桑麻經濟。看起來，行路，比之讀書，似乎更加博大。又長見識了！
天主教徒，在北美殖民早期，是一個被歧視的群體。喬治亞早先就有規定，不接納愛爾蘭裔移民。原因麼，除了宗教信仰，據說還有根深蒂固的刻板形象——愛爾蘭裔家庭窮、子女多，男人酗酒、好喝懶做——與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勤奮自勵”的“資本主義精神”格格不入。
愛爾蘭人定居喬治亞的第一次浪潮，始於1830年代修建“喬治亞中央鐵路”（Central Georgia Railway），因為他們是“自由僱傭”者，相比可以轉賣、有商業價值的黑奴（種植園主的財產），“工資低廉”、雇主的利潤空間大。愛爾蘭移民的第二次浪潮，始於我們熟悉的1840年代中期的“土豆飢荒”——歐洲“黑死病”——大批移民湧入北美新大陸。
愛爾蘭裔對喬治亞的貢獻，可圈可點。
薩凡納有一個麥迪遜廣場，那裡豎有一座雕像，建於 1888年，紀念一個愛爾蘭裔軍士、南卡人威廉•賈斯珀（William Jasper）。他在1797年革命戰爭時期，參加獨立軍解救“薩凡納之圍”，在趕走英國紅衫兵的戰役中犧牲了。
薩凡納城的東北角，有個“古要塞”（Old Fort）地區，又稱“愛爾蘭綠地”（Irish Green）；1902年被改名為“埃米特公園”（Emmet Park），以紀念一位愛爾蘭英雄、獨立運動領袖羅伯特埃米特，儘管埃米特本人從未到過薩凡納。據介紹，每年的“聖派特里克日”（St. Patrick’s Day），埃米特公園都要舉行慶祝活動，規模宏大，顯見愛爾蘭裔對薩凡納（喬治亞）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大影響。
記得，多年前遊覽“胡佛水壩”，那兒的博物館內有詳盡的說明、並伴有實物，介紹了愛爾蘭裔民工在參與水壩建築中吃苦耐勞、不惜犧牲的真人真事。故事很勵志，背景卻不那麼簡單。胡佛大壩工程，是1930年代初經濟大衰退時開工興建，曾安置了大批失業工人，但卻有明文規定，不招“蒙古人”（黃種人）。那時，1924年的“排亞法案”墨跡未乾，聯邦資助的基建工程不准僱傭亞裔人。由此揣測，水壩博物館渲染愛爾蘭裔建設者的卓越貢獻，大概不會是偶然的巧合。
儘管如此，對愛爾蘭裔的歧視，一旦立足，其餘毒便會經久不散。直到19世紀中葉，新英格蘭地區還有火燒天主教堂的暴力事件；1960年代，天主教徒的肯尼迪競選總統，他的信仰歸屬，依然是影響選民投票意向的一個關鍵議題。
現任總統，也是愛爾蘭後裔、天主教信徒。當然，時代變遷，總統的族裔和信仰歸屬，已不再是競選的一個議題。不過，還是有紅衣主教認為現任總統所以沒有資格“領聖餐”，理由是他支持婦女的選擇權（墮胎權），有違教義。
是的，地球在轉，人世會變。從“被歧視、被排除”的弱勢族群，到兩度成為白宮的住客，愛爾蘭裔在美利堅的土地上，書寫了一份參與民主、融為主流的族裔發展篇章；同時也見證了美利堅“立國理念”的生動、博大。
奧氏在喬治亞開啟的“社會實驗”，走過彎路；薩凡納的現狀也不盡如人意。我們走過的城市公園，常有“流浪者”的身影，蓬頭垢面，衣不遮體。據網上資料，“禁藥”“阿片危機”波及喬治亞，地區、城鄉貧富的懸殊差異，至今仍是社會痼疾。
但是，喬治亞實驗，影響深遠。一代一代的後來之人，無論信仰、族裔、膚色，正在繼續踐行這個“實驗”，進步的前景有望。
2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