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雜文】第57號)                           作者：蕭靖

「英倫行」的最後一個整天，搭火車去牛津城，看看「英文世界」裡那所資格最老的名牌大學。牛津大學，始建於11世紀末（1096年），相當於北宋時代；發達於12世紀中後期（1167年），相當於南宋年間。其發達契機，似乎與「文化自強」有點關係。當時的英國國王（亨利二世）頒令，禁止學生橫渡英吉利海峽去歐洲大陸的巴黎求學。

　　牛津大學的創建，距1066年「諾曼底公爵」（Duke of Normandy）——「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成為英格蘭第一位諾曼國王（First Norman King of England）不過三十年；再過七十年，他的王室後代禁止「本土」人才外流、抵制「拉丁文化」，顯然有助於奠定「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歷史地位。也許，那個獨步歐洲、歷久彌新的英國「大憲章」，在「禁令」之後的不到半個世紀內，橫空出世，不盡然是一個純粹的「偶然」或歷史的「巧合」。

　　牛津大學，被譽為英文世界的「精英」搖籃；牛津大學的歷代學子，對英美社會的政治經濟、對世界格局與人類文明的演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深遠影響。這是有目共睹的。不過，「高等教育」與「民族認同」以及「國際秩序」交會相融，互為因果，這裡邊的學問是不是有點暈人？

　　人們常說，旅遊出行，在乎的是體驗人生。這話有道理。遊子，在路上，置身於一個不斷變動的時空、從一個不斷變換的視角，重新審視人間的各種關聯 —— 「人」與「自然」、「他們」與「我們」，還有「昨天」、「明天」與「今天」。

　　牛津城不大。一大早起身趕路，人有點累，以車代步，搭旅遊車環牛津觀風景。旅遊車轉到牛津火車站，惺忪的雙眼捉住了一幕場景：父母送兒離家遠行。

　　那對夫婦，看上去大約40來歲；那個男孩大約十四五歲，背一個雙肩包，加一個手提旅行袋。只見父親拍拍兒子的肩膀，說了幾句話，父子倆「熊抱」告別；母親隨後走出轎車，與父親一起站在車旁；兒子一步一回頭，走進火車站；夫婦倆回到車上，離開火車站。好熟悉，也好感動！特別能夠理解那位母親為何先前留在車裡不露面——兒行千里母擔憂——但是，在孩子遠行之前，不能過於外露，否則會影響孩子的情緒。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

　　人生之旅，有過幾多相似的「車站」，幾多嚮往的「遠方」？又有幾多風塵僕僕的「遠行」、依依不捨的「離別」、淚眼相對的「重逢」？

　　那天早晨，我們是從科茨沃爾德（Cotswold）搭火車到牛津的。科茨沃爾德在英格蘭的中南部，那裡山巒起伏、層坡疊翠，風吹草低見牛羊，堪稱貝多芬「第六交響曲」田園風光的真實寫照。我們落腳的家庭客棧，是倫敦的朋友幫忙聯繫的。那是一棟十八九世紀的石灰岩牆老屋，屋簷突起的門洞，庭院深深的花園，活脫脫一個奧斯汀小說裡的「地主莊園」。出發前兩週，房東夫婦與我們通過幾個電郵：週一是「銀行假日」，沒有公共交通，這兒是鄉下，你們出遊是否方便? 我們回覆關係不大，週一有朋友開車送，週二早晨有車去火車站就行。於是，房東為我們預約了一輛出租車。

　　房東夫婦倆，有三個孩子，前不久剛從瑞士全家「海歸」。男主人說，離開英國的時間太久，應該安定下來了。為什麼選擇到鄉村定居呢？孩子們都到讀書年齡了，這個地區的公立學校很好，可以省很多學費！嗯？英國人做父母的，居然也是這麼想！天底下的父母心，還真是相通的。

　　出租車司機鮑比，是一位保加利亞裔英國人，嗓門洪亮，非常健談。他在英國二十多年了，起先在倫敦，後來跟著妻子回到她娘家。鮑比是托了歐盟的福，直到2007年保加利亞加入歐盟，他才有了居留英國的合法身份。他說，他們現在已分開了，前妻帶著八歲的孩子住在巴黎。鮑比談興很高，還特地繞道帶我們去看他為前丈人家修的院牆：典型的科茨沃爾德風格，古樸自然，與周圍的景色渾然一體。「看上去，修起來挺費事的，你挺能幹。」我們稱讚道。

　　「一點不難，幾個小時就搞定。我還會很多其它手藝呢！」他繼續聊天：「從前，這兒有個美軍基地，剛搬走不久」。

　　「哦，影響當地就業了吧？」

　　「沒有關係，現在發展旅遊業。你們看，我有自己的生意，自己做老闆。」他對自己的生活顯然很滿意。說話間，進來兩個電話：一個是他女兒從巴黎打來的；另一個是接了另一單生意。今天好運氣，原來以為只有你們這一單生意呢！鮑比喜形於色，還沒到旅遊旺季，大清早就有兩單生意。好兆頭啊!

 　　次日早晨，我們離開牛津，搭乘機場大巴去倫敦希思羅機場。九十分鐘的車程，前排的女孩有一大半時間在煲電話粥，似乎在善後一樁棘手的私事，估計是沒有獲得滿意的結果，語音語氣一直「不開心」。後來，在機場的電梯內再次相遇，姑娘拖著兩個大號箱子。 「妳是出遠門啊？」我問。

　　「不是」。大一結束，回家，所有的行當一起帶走。

　　「哦，明白了。」難怪姑娘有壓力。背著行李搬回家，是一件麻煩的事兒，尤其是兩、三個月後還要再搬回來。歐美大學的宿舍管理，在我看來，確有不盡如人意之處。當年在老家讀大學，住宿條件不咋的：七八個同學上下舖，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宿舍，公用廁所、只有冷水龍頭的盥洗室，冬天澡堂一週開放一次 …… 但是，不記得有每個學年來回折騰「搬家」的煩惱。

　　在約克，曾遇到兩位在餐館打工的姑娘。一位是本地人，在約克的貝蒂茶室（Bettys Tea Rooms）端盤子；夏天大學畢業，計劃攢點錢，去國外旅遊；首選目標「新約克」（紐約）；說不准將來還會去美國讀研究生。看來，姑娘的底氣不弱：「遠方」還沒確定；不過，充滿了希望和憧憬。

　　另一位來自波蘭，在「肉舖街」（Shambles）午餐時遇見的。英格蘭是波蘭姑娘的「遠方」。「來唸書的？」我問。

　　「不，早就讀完書畢業了，來這裡就是做工的。」

　　「來多久了？」

　　「兩年多了。」

　　「感覺如何？ 」

　　「憂傷 」！

　　哦？再一想也對，姑娘可以有一大堆「憂傷」的理由：飄泊在外，形單影隻；英國將要「脫歐」，來自歐盟成員國的「外籍勞工」，還能繼續在英國做工嗎？身份不確定，前途黯淡縹緲，叫人如何不「憂傷」呢？

 　　煩惱、憂傷，可以说人生經歷的標配，也是不可替代的精神財富。經歷，無所謂「新與「舊」，更無所謂「好」與「壞」。

 　　初到倫敦的那個下午，朋友說起「海格特公墓」離得不遠。當即心血來潮，驅車前往。可惜晚了幾分鐘，關門了。把門的紳士見到遠道而來的訪客，彬彬有禮：「從中國大陸來？」

　　「不，美國華盛頓特區。」

　　「哦，那邊有個公園，可以隔牆望見卡爾•馬克思的墓」

　　「噢，謝謝你。」

　　公園不小，景緻不錯：濃蔭蔽日，曲徑幽幽，芳草萋萋，還有一個淺淺的小湖，綠波蕩漾。沿著小路前行，沒有見到那個墓，倒是遇見一大家子歐亞混血的男女老幼，聚在草坪上開派對，好像是給哪個小孩過生日；有吃有喝，有說有笑，且歌且舞，有點熱鬧。 「應該是土耳其人吧！」朋友介紹，他們在這裡開超市，食品價格不貴，烤的麵包圈味美價廉（「親自」嚐過幾次，真的名不虛傳）。土耳其人，那就應該是「奧斯曼」的後裔囉！

　　其實，世界很大，也不大；人，在哪裡不是過日子呢？

　　倫敦逗留的幾天，剛巧碰到朋友的一個定期聚會，便跟著去湊熱鬧。倫敦北郊，一幢蠻有格調的英國老洋房，一群鄉音未改的華裔英國人；菜不少，中西兼備，酒也不少，紅酒更多一些。那些朋友大多在二三十年前離開老家，留學、移民。如今，有做技術的、做管理的、做金融的，有為跨國機構服務的，也有在高校做研究的。每一家都有自帶花園的住宅，休閒時間弄弄花草、種種蔬菜；也唱歌跳舞，也熱心社區公益。席間，飯餘酒酣之際，談論最熱烈的都是相當「主流」的話題——2016年的「公投」、眼下的「脫歐」法案、「歐洲議會」選舉、下一任首相——的確，事關切身利益、事關下一代的生存發展，哪一個人能無動於衷呢？！

　　誠然，如我之輩，遠遊海外，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那片故土，是不能忘懷的，也忘懷不了；然而，離鄉背井，並不意味要天天背負那口「井」，時時通過「井」口去解讀世間的風雲變幻。 21世紀，用出生地來劃分「我們」、「他們」，已經越來越困難了。

　　華裔，歐美華裔，同其他各個族裔一樣，都是地球村的村民；地球，蔚藍色的宇宙之舟，其實才是真正的「故鄉」。

　　回到美國, 寫此文時, 午休外出散步，見波托馬克河上開來一條駁船，船上的標語牌上赫然寫著：They are US is them（我們就是他們，他們也是我們）。妙哉！信手拈來，藉此收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