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文學】第39號）

作者：顧艷

　　在《鼠疫》中，塔魯第一個組織了志願防疫隊，並且不顧個人安危，堅持戰鬥在第一線。他比較接近里厄醫生的內心世界，屬於有靈魂的小人物。在里厄醫生面前，他深刻的懺悔不僅洗滌了自己內心的污垢，還洗滌了被鼠疫肆虐所污染的人們。最有意思的是他講述自己成長的經歷，那些經歷讓他進入社會本質世界的內核。他認識到這個社會的形成、發展、延續，都建立在破壞、消滅和死亡的循環中。他想起有次父親帶他到法庭上，溫和的父親忽然面目肅殺，宣判別人死刑。父親的權力是誰賦予的？賦予別人更大權力的是些什麽人？這些擁有權力的人，結束別人生命在他看來是荒誕的、殘忍的。

　　然而，當塔魯的疑問遇上橫行的鼠疫時，大批的人遭到滅頂之災。他們渴望拯救，可誰來拯救他們呢？塔魯最終死於鼠疫行將結束時，而他的懺悔和死亡在某種程度上，將自然之災提升到社會與國家，個體與群體共同承受的摧殘中。

　　與其他長壽作家不同，卡繆在一場意外車禍中，命喪黃泉，只活了四十七歲。所幸的是《鼠疫》出版十年後的1957年，年僅四十四歲的卡繆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成為諾貝爾文學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之一。

　　這兩年新冠病毒全球流行，《鼠疫》這本書又風靡全球。我也在新冠病毒爆發初期，第三次閱讀了《鼠疫》，並且真正地喜歡上了它。這次閱讀《鼠疫》與前兩次有所不同，它讓我驚撼地發現這簡直就是一本“寓言和預言”的書。未卜先知的卡繆，通過里厄醫生這樣警告人們：“鼠疫桿菌不會死，也不會永遠消失。它可以在家具和衣物中沈睡幾十年，它耐心地在房子裡、地窖裡、箱子裡、手帕和廢紙中等待著，也許有一天鼠疫為了給人類苦難，為了教訓人類，又喚醒了它的老鼠，打發它們在一個幸福的城市裡死去。”

　　這可怕的預言得到了應驗，只不過換了一種病毒。我們從薩斯到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前後不過十七年時間啊！人們總是善忘的，瘟疫過後忘記教訓，以至於等到下一次瘟疫來襲，依然會猝不及防，束手無策。

　　回頭再說《鼠疫》，小職員格朗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物。他自願擔當衛生防疫隊的秘書，夜以繼日地工作，還不忘自己的愛好——寫小說。他的“愛好”，在不明真相的旁人看來非常神秘。每當別人問起，他又羞羞答答；但他寫小說的心是虔誠的，往往為寫出一個精彩的開頭而折騰自己。他夢想有一天小說發表，讀者向他致敬；但那一天遲遲沒有來臨。

　　記者朗貝爾是從巴黎出差到奧蘭城的。巴黎有他的妻子，他想回去也在情理之中。因此，當鼠疫導致封城後，朗貝爾想盡辦法出城。他托關係聯繫市長、行政長等，並各處輾轉，向他們訴說自己的不幸；但在里厄醫生的感召下，他放棄了出城的念頭，最終加入鼠疫支援小組，毫無怨言地與鼠疫作鬥爭。

　　這就是鼠疫時期的真實生活。

　　無論哪一種生活，活著就要有所為，有所不為。

　　在卡繆筆下，鼠疫代表惡和荒繆的存在，象徵著歐洲納粹主義的存在。因此，鼠疫不僅局限於物質上的毀滅，還在於它對精神世界的破壞。好在人們通過反抗和鬥爭戰勝了鼠疫，奧蘭城重新開放，市民百姓湧向街頭慶祝勝利。

 　　 卡繆是存在主義文學、荒誕哲學的代表人物；也是存在主義哲學對荒誕論述得最全面、最深刻的一位哲學家。儘管卡繆與薩特的思想有不少共同點，但分歧是存在的。薩特戰後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卡繆卻一貫反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歷史主義。薩特是哲學家，被理念纏繞；而卡繆的哲學思想來源於感性生活，以自身經歷、以文學創作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的行為，來推導出時代的哲學命題。

　　在《鼠疫》中，卡繆展現了世界和人的生存條件的荒繆性，但他對荒繆所持的態度是積極抗爭，呼籲人們團結起來自我拯救。因此，荒誕是卡繆思想的開始，反抗才是他思想的核心。在一個反人性的荒繆世界裡，選擇什麽樣的生存方式才能獲得自救，獲得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這就是卡繆以及後來眾多的現代派作家和思想家們，共同探討的問題。

發表於香港《文綜》雜誌2021年冬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