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阿霞
(【傳記與回憶】2020-10-3第14號)
1992年秋天我在波士頓某私立大學應用語言學專業博士班上一門研討課。研討課不同於一般課堂講授的課，閲讀量巨大，而且要有一定的研究和觀點，進行課堂討論和論證。我是整個博士班唯一的只讀完本科就被錄取的，其他同學年齡都比我大，讀過碩士，甚至有同學到美國前已在別的國家拿到博士學位。我跟不上，感覺這門課頭緒紛繁，便去找教授咨詢應該如何應對。教授是一位三十開外相貌端莊的白人女性，她在某名校研究生院讀了八年，才拿到博士學位，或許她有什麽心得可以分享。不料，聼我描述了困境，她冒出一句：“妳聽過這個俗語嗎，妳要麽游泳，要麽沉底” （“You sink or swim”）。那麽，我得靠自己撲騰了！從她的辦公室出來，我心裏沉甸甸的，非常非常地想念起一個人，一位我常常想念的人，林祖蔭先生。
林祖蔭先生是我的高中，廣東梅縣東山中學的英語老師， 但他不僅僅是我的英語老師。
1984年秋季高二開學我從理科班終於下決心轉到文科班，第一堂英語課見到了林祖蔭老師。林老師五十出頭，中等個頭，黑亮的頭發略微捲曲，聲音響亮，富有磁性。他的課總是用非常多的生動的例句來解釋語法，同時輕而易舉地提高我們的詞匯量。真不知道他從哪裡找到這麽多材料。我總是很盼望上英語課，每一句我都聽得仔細。 先生也喜歡互動，他不會只濤濤不絕地進入自己的境界，而是時常問些問題讓大家回答，他有時讓舉手的同學講話，有時也邀請安靜的同學發言。先生幽默風趣，課堂壓力不大，時常笑語連連。大家都喜歡林老師。
中國古詩詞也常常出現在我們的英語課堂裏。有一天上著課，他說，“你們讀過這首詞嗎：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我想起來，高一的時候有一天，一個不幸的消息像疾風一樣掃蕩了整個校園，有一位非常棒的英語老師， 盧莉莉老師，去世了。 我沒有上過盧老師的課，不認識她，但從老師及同學們的強烈反應，我意識到她是一位非常受愛戴的老師，她便是林老師的妻子。林先生在想念盧老師了。刹那間悲傷也溢滿我的心頭。1980 年我父親去世，1982年我轉入東山中學住宿，已有數載。喪父又離家，小時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也見不到了。我感覺與林老師的心是相通的。
有一天，林老師拿了一則《中學生英語》作文比賽的徵稿通知給我看，“妳要不要寫你的好朋友？”老師問。於是，我將對小時候在湖南一起長大的好朋友的思念用稚嫩的英語宣泄出來。一定是我的思念太深，感動了評委，竟然拿到一等獎。
又有一天，林老師遞給我一封來自日本的信，“有位小女孩，叫做淺村由起子的，寫信來找筆友。妳寫作可以，妳來給她回信吧。”後來我跟淺村通信了好幾年。淺村寄來照片，她短髮，膚色被陽光曬得很深，非常健康，眼睛又大又亮。她家是開照相館的。每封信，彷佛文字的表達不過癮，文字周邊她都要畫上可愛的畫，成爲我高中時少有的消遣。這麽多年過去，除了轉機，我還沒造訪過日本。淺村長大成了什麽樣，嫁給了誰？
高考前，我感覺大家都很緊張，唯有林老師還是步調穩健，不急不燥。有一天他將一把鑰匙交給我，“這是我在學校的宿舍 ，我現在不用了。那裏安靜，離高考不遠了，妳去那裏好好復習吧。”那是林老師和盧老師曾經的家，如今沒人住，看著很沉寂。學習之餘，我和好友還在那裏蒸起了蛋羹改善伙食，可是怎麽也蒸不好，稀稀散散的。
林老師的沉著，給我一顆定心丸，哪怕是高考考場上，聽見隔壁教室一位考生轟然暈倒在地上的時候。高考分數出來前后，我們外語類的有高校老師來面試。當時有廣州的中山大學，北京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老師對我的表現滿意，表示可以提前錄取，但要我保證入學。那些學校很有吸引力，但林老師斬釘截鐵地說，“不，妳要報北大！” 老師是回到梅州讀書的歸僑子女，父親在印尼北加浪岸經商，是當地知名僑領。 抗戰爆發后，通訊切斷，父親沒辦法寄錢囘來了。林老師靠他的老師接濟，那位老師後來成爲他的岳父。那時侯，沒有全國統考，要上大學是要去一間間學校考試的。老師一心想上北大，可是到了華中的時候，因爲内戰，盤纏也不夠了，衹好轉道向東去上海，考進了光華大學。 北大，變成了老師心心念念的地方。
我想，我的天，雖然老師常常希望我們中有人去北大東語系學梵文，研究印度佛經，我可是想學英語的，那年英語系在廣東衹招兩名，我上得了嗎？ 沒想到竟然被錄取了。我進了北大。 今天想到我還後怕。
在北大，除了學英語，我最大的興趣是古典文學。我愛讀經典作品，跑到中文系去旁聽，還結交了一些中文系的朋友。至今，我喜歡讀書寫作都是得益於林老師給我們的熏陶。
有一年暑假回到深圳，已退休的林老師在請他的兒媳婦馬女士幫我找個暑期工。馬女士所在的貿易公司大樓還在裝修，裝修的香港老闆是她的潮汕同鄉，於是把我介紹給裝修公司的老板當文員。老板是位微微發福的中年人，很是和藹。有一天下班時間到了，他說：“我們一起去國貿給妳配一副眼鏡好嗎？” 我估計我那銀色金屬邊的眼鏡一定是在他眼裏慘不忍睹，何況是戴在二十歲的年輕姑娘臉上！他幫我挑了一副淡粉色，綫條柔和的晶塑眼鏡，花了他一百三十八港元。秋季返校，同學們都説眼鏡好看，並且不菲的價格也傳開了 – 要知道，那時侯我在北大每月的生活費才三十多元。 清楚地記得，有一天，一位男生一個箭步跳到我面前，盯著我，“讓我看看一百三十八塊錢的眼鏡是啥樣的！”
北大畢業後，我計劃到海外深造，在深圳的一年半時間都是在忙著辦出國手續。老師明白我的心思，也不説什麽。有一天，他給我打電話，“有位到梅州尋根的朱老先生，要到深圳遊覽，妳陪陪他吧！”這就是弗蘭克.李先生。後來佛蘭克與我成爲朋友，他擔保我留學，給了我無數在西方生活的建議。出國前，是林老師交代他在香港的小兒子林敏先生代買的機票，林敏先生在百忙之中抽時間，在香港送我乘機飛往波士頓。
從那以後，天各一方，與林老師聚少離多。記得2006年夏天囘梅州聚會，去老師居住的圓山山莊看望老師。圓山山莊在梅州郊區一個鄉村裏。 我問，“老師，您爲啥要在農村裏住？”老師指著外面，“我的愛人就葬在那裏。我哪裏也不去，衹要陪著她，看得見她就好。”老師已經七十六嵗，他提到家中種種變故，包括小兒子林敏先生過世，我哭了起來。
後來，再去看老師，圓山山莊已是樹影婆娑，綠草如茵。老師到大門口迎我們，指著坡下面一條用很好奇的眼神瞪著我們的狗，說：“我已經把它關起來了，不會搗亂。”雨棚下有兩輛漂亮的高爾夫車：“我的大兒子怕我腿脚不好，專門從香港買來給我用。我太笨，怎麽也學不會，就衹好扔在那裏了！”老師笑聲朗朗。那次我應該很高興，也真的高興，老師生活開心我也放心， 可是臨走時，不知爲什麽，我又哭了起來。
2016年，我們高中畢業三十年聚會，請老師出來一起聚會。我們多想和老師多聚聚，請老師吃頓飯。可是聚會結束，老師就囘家了。第二天，老師請我們去他那裏，他讓保姆從餐館訂了很多菜。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與老師一起吃飯，還是老師請客。老師站起來，慈父般地給我們每個人佈菜。 離開時，老師送我們往外走。相隔這麽遠，啥時能再見呢？想到這裏，還沒出山莊的大門我便又抹起了眼淚。出了大門，我們上了車，車窗外，老師手扶著車身，依依不捨。這時侯，我所有的隱忍，所有在多年奮鬥中砌起來的堅强，在慈愛的老師面前，便都融化，變成一滴滴的淚，灑在自圓山山莊走出的小路上。
2019年夏天，我最後一次見到老師。我帶著二兒子，兒子說，“這圓山山莊真美，你們慢慢聊，我看會兒書。”看著我那埋頭看書的兒子，老師很酷地讚揚了一句:”Good Boy!” (“好孩子！”) 臨別，老師很不捨，問我們要不要在山莊過一夜。那一次看望老師，爲了兒子，我沒有哭。
2020年7月30日晚八時，老師去世於他的大兒子的懷抱中，享年九十一嵗。
這些日子，老師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眼前縈繞。我彷佛又看見放暑假回家前見到的林老師，他拿著一盒餅乾給我：“這個妳拿回家給弟弟妹妹吃！”我看見推著自行車的林老師，他從家裏抱了被子去學校，給我的妹妹用。我看見，我們在林老師梅州城裏的家中聊天，家人爲他評上省特級教師準備的一塊門匾“家門之光”，當時我心裏多麽震憾于老師的家風。我看見在圓山山莊談天的林老師，他談到一個個的學生，提到一位學生離婚了，在國外一個人帶著孩子，他蹙著眉頭多麽擔心。我想起與我一起回憶老師的同學們，有一位同學說，“我的英語完全是靠林老師才補回來的。沒有林老師，我可能考不上大學。”我彷佛又看見，畢業三十年聚會，我被分派去接林老師，他步履蹣跚，卻如一束光，走進學校，所到之處，便沸騰著歡呼與歡笑。
林老師不僅僅是我的英語老師，他給我們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在人格方面的。他常常說：“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當我步入社會以後，先生的教導成爲我的指路明燈。
在風起雲湧的今天， 我不知道以後會不會遇上什麽事情再使我哭泣，但我耳邊一定會響著同學們銘記了三十多年的林老師的話：“忍耐是痛苦的，果實是甜的。”
在波士頓的那所私立大學，後來我聽同學們説年輕的教授們都是忙著撰寫和出版論文，爭取拿到終身教授的資格，所以不大顧得上管學生。我沒有讀完博士，換了專業，轉到另外一家對學生更支持的大學去了。美國前總統的夫人希拉里.克林頓1996年寫過一本書《舉全村之力》，談的是社區與教育的問題，一個孩子的教育成長是需要一個村莊的人共同努力的。林先生飽經滄桑，卻始終擁有一顆光明的心，我感謝他走進我寂寞的村莊裏引領我成長！我已不再迷茫， 而且必將步入別的孩子的村莊。
作者簡介：阿霞, 本名刁文霞，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後赴美留學，於一九九七年定居於華盛頓地區至今。美國華盛顿地區華府華文作家協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