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城夜話】一筆丹青，兩種命運：畫家是“知識分子”嗎？ (二）

楊遠威

（圖片取自網絡）                                                       

前文羅列了兩種文化中作爲職業畫家不同社會地位的客觀現象，在本文評價這一現象時，我們必須避免宣稱某個現象更爲優越，以免産生離開話題本身的討論。

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淺層次地作一些對比分析，探索産生如此區別的諸方面因素。

第一方面，從社會結構看，歐洲是一個多中心的社會，擁有教會、君主、貴族和新興市民階層等多個相互競爭的權力中心。這就創造了一個多元化的藝術“市場”，職業畫家可以成為多重角色爲社會服務，社會地位有更多機會得到提高。而在漫長封建社會的中國，這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官僚國家，結構簡單穩定一元。皇權之下長期的科舉製度選官為知識階層提供了達到社會上層的途徑，這樣，單一的知識階層——士大夫成為社會主導，供方和需方都被文人控製，藝術評論也被文人控制，這個階層就有可能將其價值觀強加於所有文化形式之上。

第二方面，從哲學基礎來看，歐洲在古希臘晚期新柏拉圖主義和文藝複興人文主義的影響之下，普遍頌揚個人天才，鼓勵藝術家通過科學與智識感知並創造理想之美，旨在徵服“外部世界”。而中國的情況則是，儒家與道家思想的指導，優先考慮內在的道德修養、自我表達以及與自然的和諧，外部世界只是反映個人內在品格的媒介。

第三方面，從社會留給職業畫家通往“知識分子（腦力勞動者）”地位的路徑看，歐洲將繪畫這個職業重新定義為基於理論、數學和歷史的自由藝術（見前一篇文），藝術家通過精通藝術而成為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地位由其所屬的階級預先決定。士大夫已是“知識分子”，繪畫只是証明其身份的“琴棋書畫”等雅趣之一，無需再尋路徑。

初步的結論是，歐洲模式通過將繪畫這門手藝職業化和智識化，催生了巨大的技術革新和不朽的傑作，以及作為公衆英雄的強大藝術家形象，這條軌跡直接導向了現代型自主藝術家的觀念。然而，它也曾經導致了學院派的僵化教條，這種教條在數百年裡扼殺了創新，直到被印象派和其他先鋒派所挑戰。中國的繪畫圈在壓制職業畫家地位的同時，也創造出一種在心理微妙性和個人化表達上無與倫比的藝術樣式。文人畫成為中國知識階層內心生活的深刻記錄。然而，其代價是建立了一種僵化的文化等級製度，貶低了為技術而技術的大部分精湛技藝，並可以説在相當的程度上限制了文人審美之外的藝術探索範圍。大部分職業畫家儘管擁有驚人的技巧，卻被剝奪了最終的文化聲望。

本質上，西方通過提昇藝術本身來認可畫家，而中國精英則通過提昇畫家預先存在的階級來認可其藝術。這種根本性的方法差異塑造了兩個“偉大文明”的藝術遺産，並繼續影響着今天，影響着大衆對藝術和藝術家的獨特文化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