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烤鴨 查莉萍
往年全家有機會去飯館吃北京烤鴨時，就屬我們母子三人最開心了。烤鴨一上桌，家中老爺馬上展現他慢工出細活的本領，把薄餅安穩放在盤中央，均勻地用湯匙抹上醬料，鋪上幾片香脆鴨皮和鴨肉，加上小黃瓜條和蔥段，細心地把薄餅捲好之後，一一放在我們的盤子裡。這時候，我們就迫不急待地來享用老爺的成品。餐後，老爺還會叮囑店家，打包鴨架帶回家。等到他的實驗室工作不忙時，他會為我們燉個豆腐大白菜粉絲鴨架湯，真是好吃！
去年底，我們搭乘的郵輪，從澳大利亞的雪梨（Sydney)前往墨爾本（Melbourne）的海上航行途中，先生和我有機會，在船上一間正式餐廳裡，吃到一道很特別的北京烤鴨。
那次晚餐的主題是「亞洲全貌」（Asian Panorama)，共有五道菜，上每道菜時，餐廳 還會為我們提供不同的酒來搭配。坐好之後，侍者首先送上日本帝王蟹的開胃菜。第二、三道菜，分別是龍蝦雞肉燒賣和荔枝檸檬草咖喱冰沙。接下來是這頓晚餐的主菜北京烤鴨和最後一道的巧克力香蕉春捲、焦糖蛋奶凍和日本綠茶起司蛋糕點心。
上北京烤鴨這道主菜時，在雪白光潔的餐盤裡，我看到一個已捲好的薄餅，餅上平橫舖著三片鴨肉，每片鴨肉上各抹了一些海鮮醬，另有少許的胡蘿蔔絲、洋蔥絲和綠蔥絲一旁點綴。望著眼前的北京烤鴨，我心裡真有一股抑制不住的衝動，好想把餐桌上的刀叉推到一邊，兩手儘快把捲好的薄餅攤平，將塗在鴨肉上的海鮮醬抹到餅上，加上鴨肉和蔥絲把它捲起來，往嘴裡一送享用。想歸想，那晚我也只能拿起刀叉，盯著那盤北京烤鴨仔細琢磨，該如何下手來吃這道北京烤鴨才好。
在遊輪上吃北京烤鴨的同時，也讓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全聚德吃烤鴨的情景。某一年，我們夫妻倆帶著兩個兒子，参加旅行團到中國五大城市旅遊。那時候我家老爺，為了有益身體健康的理由已吃素好一陣子。在整整二十多天的行程裡，他也請求我陪他一路吃素。到了北京，導遊帶我們全體團員去遠近馳名的全聚德吃北京烤鴨。坐在餐桌前，我看著人來人往生意興隆的大廳裡，人人興高采烈吃烤鴨，讓我直嚥口水。最後我實在忍不住了，低聲告訴身旁的老二，讓他挾一塊烤鴨給我吃。
直到現在，我還是覺得在全聚德的那塊鴨肉，應該是我至今吃到最好的北京烤鴨！
五十年前的實習醫師生涯 周武屏
五十年前，我剛從醫學院畢業，帶著滿腔熱血踏進醫院。當年還沒有電腦，更沒有AI輔助，實習醫師就是醫院裡的「萬能打雜王」。抽血、打針、插鼻胃管、換藥、抽胸水腹水，甚至尿液、糞便、血液的顯微鏡檢查，全都要自己親手做。收幾個新病人，就能忙到團團轉，和現在坐在電腦前點點滑鼠的實習醫師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外科實習的日子最讓我記憶深刻。每天清晨六點主任要查房，七點又要進開刀房。我們得在查房前把所有病人的換藥完成。前一晚就要把紗布、鹽水、膠布準備好，隔天一大早獨自無菌操作，替燒燙傷病人換藥。那真是對膽識和手藝的雙重考驗，要是出了一點差錯，可真會有「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窘境。
查房結束後，主任進手術室，我則趁空檔飛奔到X光部。那時候病人的片子都得自己去找，報告還沒出，片庫亂得像迷宮，只能靠嘴巴「軟磨硬泡」，拜託閱片室小姐幫忙翻找。這門人情世故，比唸書難得多。拿到片子後，得立刻送進開刀房，否則麻煩可大了。
在手術室裡，實習醫師大多是幫忙拉鉤的角色。手術順利的話，下刀後還能去餐廳匆匆扒幾口飯。回到病房，迎接我的又是一張「護士小姐交辦清單」：接新病人、問診、做檢查、抽血、寫檢查單、做心電圖、換藥、靜脈注射，一件接著一件，最後還得趕緊把明天清晨要用的換藥車依序準備好。
說是午夜就寢，其實常常只是奢望。那年代沒有傳呼機，病房找醫生，只能打電話或廣播。實習醫生六人一間宿舍，晚上打電話到寢室怕吵醒大家，班長會拿著手電筒偷偷進來，掃描大家的臉，找出「幸運兒」。半夜被叫去，有時只是打一下靜脈注射、換個藥，運氣好還能吃到護士請的小點心；但也可能遇到緊急插管、做心電圖、氣體分析等棘手問題。深夜病房裡，沒有主治醫師，只有你一個「小醫師」獨挑大樑。那種壓力，逼得我白天做事，晚上苦讀，久而久之，技術和膽識也慢慢磨練出來。
有時候忙完，天色已亮，乾脆不回宿舍睡，直接在護理站打個盹，和護士聊聊天，又是一個新的一天。這樣的日子，一天接一天，像連續劇不斷上演。
實習醫師正值青春年華，誰不想談戀愛呢？但兩週才放一天假，女朋友只能陪你一天，卻得陪別人十三天，注定輸在起跑點。倒是半夜陪你換藥、在護理站分你半個點心的護士小姐，最能體會你的辛苦，也最容易走進你的心，我就是這樣認識了生命中的伴侶。
如今，醫院已經是另一番景象。電腦、AI樣樣都有，實習醫師少了體力活，多了滑鼠操作。看似輕鬆了，但我常在想：當年我們靠雙手、靠汗水、靠苦工累積的經驗，還有沒有價值？未來會不會連專科醫師都被AI取代？
無論答案如何，我仍然慶幸，也深深懷念，自己曾經走過的那段「血與汗」的青春歲月。那不只是醫師養成的必經之路，也是我一生中最獨特的記憶。
魂縈夢回淚滿襟 楊毛
那晚一夜轉側難眠，夢著憶著甫於月前在睡夢中安詳離世的母親，不聽使喚的淚水濕透了衣襟。固然她老人家享壽百歲有一，無疾而終，子孫滿堂，福壽雙全，堪稱喜喪，然而母親與我在人世間攜手同行相互扶持近四分之三個世紀的歲月長河中，點點滴滴的喜怒哀樂，內心深處將永遠藴藏著難以言喻地傷感和不捨。世上所有的母愛都是一樣情深無底，奉獻無私，無須多做敍論，但能和母親有如此長遠之情緣，實屬罕見不易，我是衷心感恩上蒼的賜福與厚愛。
小時候看第一部兒童電影，是當紅童星蕭芳芳主演的「苦兒流浪記」，片中的插曲至今依然在腦海中揮之不去：「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是個寶，投進媽媽的懷抱，幸福享不了。」歌曲賺人熱淚，歌詞感人至深。記得當時看完電影後，我抱著媽媽的細腰痛哭流涕的說：「我好幸福，我有媽媽。」媽媽回說：「我也幸福，我有楊毛。」
我是母親的第三個孩子，可卻是她第一個出生後平安健康長大的女兒, 後來又添了二位弟弟。在我之前的一兄一姊，均因醫療貧困的年代，出生不久染患小兒天花，醫治無救而雙雙么折。這對當時母親心靈之打擊，是何其之大啊！
五十年代，父母跟隨中央政府遷台，不久母親發現懷了我。祖母得知好消息，心疼母親在陌生的異地沒人照料，加上前兩次痛失嬰兒之悲慘事故，祖母毅然決然以裹著小腳之身，千里迢迢搭乘客船，自湖北老家至寶島台灣照顧母親。祖母本打算在我滿月後帶回老家請奶媽照顧，誰知很快的台海交通中斷，我和母親也因此沒有遭受生離之苦痛。
在我八個月大的某個黃昏，母親抱著我散著步，被後面一輛突如其來的機車撞倒在地，我則從她的懷𥚃被拋至三尺之外的柏油路面。媽媽告訴我當時的她心慌不巳，顧不上自己的傷勢，舜間爬起，一跛一拐的趕緊去將我找回來，整晚祈禱我平安無事。感謝上蒼垂愛，母女倆有驚無險，雙雙逃過一刼。它還真應驗古語所云事不過三，自那以後，我母女一路平安順遂，在人生旅途相互陪伴安然同行。
母親在我的心裏，除了秀外慧中、懿德雙修外，更是養生、養心、養性之能手。綜觀她一生，面對和處理錯綜複雜的婆媳、夫妻、姑嫂、妯娌、同事、朋友之間的關係，均秉承「溫、良、恭、儉、讓」之傳統美德，果真是無往不利，和諧無誤。母親教育我的座右銘是：重話輕講，沈默是金；難事化簡，簡事化易；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我曾私下問過母親：對祖母刻意的挑剔為何總是忍耐？她說祖母是第二個母親，所言均為她好，理當不可反駁。幾次之後，祖母改變態度對母親特別關愛。我問爸爸對她無理大聲吼叫，為何不回應？她說對這類無意義的話語，就要讓它從左耳進右耳出，當成耳邊風，不須去理會。後來爸爸也受母親的薰陶，火爆脾氣改善許多。
母親過人的智慧、樂觀、包容、善良和真誠，是她老人家得以在人世間開心健康生活一世紀長命百歲之秘訣，它亦是我仍需繼續努力的終極目標。
踏入那扇紅色的大門時，誰也沒想到，接下來的六十分鐘將是一場智力與團隊合作的極限挑戰。
某一天中文學校下課後，我與九班的十餘位十五歲的學生去了位於馬里蘭州（Maryland）洛克維爾（Rockville）市的Red Door 玩「密室脫逃」（Escape Room）。我與六位男同學一組，挑戰「越獄」（Prison Break)。十位女學生分為兩組，分別挑戰嘉年華遊戲（The Fair Game)、禮物店（The Gift)。
密室脫逃的時限是一個小時，進去房間前，服務人員讓我們看一段影片，介紹挑戰的劇情以及注意事項。
當我們七人進去房間時，灰暗破爛就像是監獄。起初我們毫無頭緒，之後冷靜觀察，查看了牆壁上的刮痕、記號，在床下的隱藏抽屜內發現了一把槍、手電筒，也找到了一塊綁在繩子上的小磁鐵，七個人各自尋找線索，不時分享發現和想法，最終，找到了開門的鑰匙。但令人好笑又沮喪的是，門鎖咔喳打開了，推、拉其門，門都「無動於衷」，直到一人搖了搖門，才發現這是左右移動的拉門！
終於打開了第一扇門，令人振奮，雖然我們困在第一個房間裡超過十五分鐘。在隨後的房間內，我們齊心協力，快速尋找到隱藏的線索，穿過第二個房間。
在第三個房間裡，大房間內還有小夾層，線索繁多且難解其意。安祖在打開一個零件時，意外損壞了櫃子的抽屜，這「蠻力破壞」讓我們哭笑不得。面對棘手的謎題，我就像是阿波羅十三號的太空人，內心不禁喊出：「休斯頓，我們有了一個難題！」（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最後，我們求助提示，終於解開謎題，打開了一扇矮門。
我們一一屈身爬入另一個房間，才意識到之前發現的槍是用來放置在槍架子內，某些拼圖也在這發揮了作用。線索藏在不同的角落、細微處，我們繼續拼組訊息、破解密碼。
到最後一個暗房內，警報器突然大響，紅燈閃爍，我們在緊張的氣氛中盡力解決難題，牆上有一張老地圖，必須用手電筒才能看清上面的數字。得到號碼後，計時器上的時間飛快減少，我們心跳加速，手忙腳亂地嘗試各種密碼組合。儘管有些同學開始懷疑能否成功，但在剩下十二分十二秒時，我們破解了密室，成功越獄！大家興奮地歡呼起來。
在一個小時之內，在不同的房間內找出線索、打開門鎖，可真是不小的挑戰；我忘了帶老花眼鏡，無法轉號碼開鎖，只能儘可能地找線索、幫忙分析。學生們中、英文夾雜地溝通，不斷地嚐試，堅持不懈，終至達成任務。我也才認識到，學生們私下的活潑好動，面對越獄的挑戰，細找線索、靜思分析、速試開鎖、越挫越勇。平時在課堂上沉默寡言的昊緯，這次是團隊的「解密專家」，他鎮定自若，冷靜地分析可能的線索，不斷嚐試、堅持，為我們找到最多的開鎖關鍵。
活動結束後，一位男學生說：「越嶽密室的設計很精巧，考驗推理能力，讓我們有挑戰的動力，也體會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女學生也有回饋：「和同學們的關係更加親近了，也學會如何互相幫助、共同解決問題，希望以後會更有默契，並成為更好的朋友。」
這次密室逃脫不僅是一場遊戲，更是一堂生動的課，教會了我們如何在壓力下保持冷靜，發揮團隊中每個人的優勢，達成共同目標。這些經驗，或許會成為未來面對現實挑戰時的重要助力。
徜徉古巴：在時光中遊走（全文完) 吳嘉
/達人斯堂筆記
清明，是追思與緬懷的時節。今日，我們遙望那些遠渡重洋、紮根古巴的華人先輩。故土未歸，血脈猶存；姓名或許湮沒，歷史卻銘記。墓碑上的風化漢字，紀念碑下的無聲祭奠，是對他們最深沉的敬意。古巴，這片多元文化交融之地，從來不缺乏傳奇，從巴蒂斯塔到卡斯楚，從海明威到無名華工，命運各異，悲歡交織。戰爭、革命、漂泊、奮鬥，個人與時代在此碰撞，留下或輝煌或沉痛的篇章。翻閱史料，聆聽遺跡無聲的訴說，這些塵封往事，值得銘記，也值得訴說。
古巴華人的百年沉浮：從契約華工到消失的唐人街
這段文字的靈感，源自於在哈瓦那參觀那座紀念古巴華人的獨立紀功碑，也源自於乘坐老爺車穿梭唐人街時的短暫一瞥。然而，真正讓我沉浸其中的，是在翻閱史料的過程中的新發現——古巴華人的歷史遠比我最初想像的更加深邃，而他們的命運更是交織著希望與掙扎、輝煌與心酸。這一段移民史，值得被銘記，也值得被訴說。
我查找的資料表明，在古巴一千一百萬人口中，十萬到二十萬人或多或少擁有華夏血統，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二。這些華裔古巴人或許早已不再熟悉母語，甚至鮮有人能追溯祖先故土。然而，他們的血脈之中，仍流淌著那段被海風吹散的華人往事。
1847年6月的某一天，西班牙帆船「奧克多號」載著206名中國勞工駛入哈瓦那港，揭開了契約華工赴古巴謀生的序幕。自此，來自不同國家的船隻相繼載運華工遠渡重洋，踏上這片陌生的土地。 1847年至1874年間，近14萬中國勞工被販運至古巴，成為甘蔗種植園、鐵路建設及城市勞務的重要勞動力。
同時，約50萬華工遠赴美國、加拿大興建鐵路，另有25萬華人前往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包括古巴、秘魯、巴西、牙買加、圭亞那等國），投身棉花、甘蔗種植等農業生產。澳洲和紐西蘭亦迎來了約10萬名華工。而前往東南亞的華人數量最多，逾400萬之眾，他們奔赴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越南、菲律賓、緬甸等地，從事農業、貿易及手工業。
這場席捲全球的華人移民浪潮，不僅源自海外勞動需求的激增，更是中國國內戰亂、經濟困境與生計無著的無奈抉擇。 19世紀中葉至晚期，這股移民潮深刻影響了全球華人社會的結構與文化發展，也見證了中國近代史上國人遠涉重洋、艱難謀生的滄桑歷程。
被販運至古巴的14萬名中國人中，有一萬多人客死途中，最終抵達的僅約12萬人。西班牙殖民者引進華工的主要目的，是為蔗糖經濟提供廉價勞工。彼時古巴作為全球主要的製糖中心，甘蔗種植園急需大量工人，而非洲奴隸貿易因國際輿論壓力而逐漸衰落，華工便成為新的剝削對象。
西班牙人制定的華工契約，雖借鑒了英國1844年勞工條例，卻對華工更加苛刻——合約期由原本的五年延長至八年，且雇主對華工的控制幾乎等同於奴隸。 19世紀60年代，古巴社會出現了一個奇特現象：海關登記的華工人數，遠遠超過政府人口調查統計的數量。這反常現象的背後，是華工的驚人自殺率。面對無望的勞役，許多華工選擇投水、服毒、上吊，以極端方式結束苦難的一生。
然而，並非所有華工都選擇沉默。 1868年，古巴爆發獨立戰爭，數千華工毅然加入起義軍，與西班牙殖民者浴血奮戰。他們之中，有廣東人、客家人，組成了一支鐵血華軍。古巴獨立戰爭英雄甘札洛·狄格沙達將軍曾感嘆道：“沒有一個華人當逃兵，也沒有一個華人是叛徒。”這句話至今鐫刻在哈那公園的獨立紀功碑上，碑文下方還刻有漢字：“古巴獨立紀功碑——旅古華僑助賜。”
進入20世紀，古巴的華人社團日漸繁榮。 1940年代，華人移民達到鼎盛，華人社團不僅數量激增，還細化為同鄉會、姓氏會館、行業公會及興趣組織等多種形式。華人商店林立，華僑餐廳、戲院、茶樓遍布哈瓦那唐人街，使這裡成為拉丁美洲最著名的華人社區之一。
然而，華人入境古巴並非一帆風順。 1898年古巴脫離西班牙殖民統治後，美國開始軍事佔領，並於1902年頒布禁令，限制華工進入古巴，唯有外交官、商人和旅遊者可獲准入境。此禁令與1882年美國的《排華法案》一脈相承，旨在阻止華工借道古巴前往美國。這項政策使華人移民人數銳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古巴製糖業因勞動力短缺而不得不暫時放寬移民政策，華人數量才回升。
隨著1959年的古巴革命，卡斯楚政府推行國有化政策，所有私人企業、商舖都被沒收，華人賴以生存的商業體系瞬間崩塌。政府也實施嚴格的貨幣改革，強制要求所有儲蓄存入銀行，否則作廢。許多老華僑因不信任政府而私藏現金，最終積蓄化為烏有。
失去財產、事業和生計的華人，不得不離開古巴，前往美國、秘魯、西班牙等地另尋出路。哈瓦那的唐人街逐漸凋零，繁華不再。如今，雖然街上仍可見中文牌匾，但真正的華人蹤跡已寥寥無幾。正如劉博智在《古巴唐人》一書中所寫，今日的哈瓦那唐人街，已成為「沒有唐人的唐人街」。
長久以來，古巴的華人移民以男性為主，女性寥若晨星。 1947年，古巴全國華人總數達28,829人，其中男性多達28,748人，而女性僅有81人。如此懸殊的性別比例，使得華人男性多與當地族群通婚，「百分百」華裔——即父母均為華人的古巴華裔——成為罕見的小眾群體。
導遊小週告訴我們，現在古巴的中國人不足一百人，我猜想他指的是持有中國護照的華人數目，因為據我所知，僅存的純血華人不足40人，且多為耄耋之年。正因早年的異族通婚，如今古巴人口中，約有11萬至22萬人帶有華裔血統，佔全國人口的1%至2%。然而，這些華裔古巴人多為混血後裔，世代與西班牙裔、非洲裔及其他族群通婚，血脈在歷史長河中逐漸交融。
說到混血，八卦一下古巴政壇歷史人物，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1901-1973）具有中國血統。他父親是西班牙、非洲和中國混血兒。古巴自殖民時代起，成為不同族群交會的熔爐。西班牙殖民者、非洲奴隸、華人契約勞工，以及後來的移民，共同塑造了古巴獨特的文化與社會結構。巴蒂斯塔的身世正是這融合的縮影。
此外，坊間也流傳著關於勞爾·卡斯楚血統的傳聞。有人認為，他的臉部特徵帶有東方人的特點，推測母親可能是曾為卡斯楚家族工作的中國女僕。然而，這說法缺乏確鑿的歷史證據或官方文件支持，更停留在民間揣測之中。在古巴這樣一個多民族融合的社會，類似的血統猜測並不鮮見。
回望百年，古巴華人的歷史是一部血淚交織的史詩。從契約華工的悲慘命運，到浴血奮戰的獨立戰爭英雄，從繁榮一時的唐人街，到革命後的驟然消失，他們曾在古巴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尤其在蔗糖產業、貿易發展以及古巴獨立戰爭中貢獻卓著。
他們的故事是否還能被記得？或許，只有那塊鐫刻著「沒有一個華人當逃兵」的紀功碑，仍默默訴說著他們不屈的靈魂。（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