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亡友 莉萍
值此歲末季節，心中特別懷念早已故去的好友梅生。
我小學五年級時，家從臺中潭子搬來北投，插班到北投國小五年級上學。那時對梅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班級學期結束的同樂會裡，她裝扮成一位軍人，和另一位能歌善舞，後來成為名歌星的張同學，在臺上表演「賣餃子」舞臺劇。看著她在全班同學前舉手投足，真是夠瀟灑。
我和梅生有緣，小學畢業升北投初中時，又分到同一班。高中和大學，兩人都考進同一所學校，只不過，分別是在日間部和夜間部就讀而已。
梅生的爸爸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國大代表，媽媽則是裹著一雙小腳的典型舊式家庭婦女。初中時期，每當我到她家作功課，梅生媽媽總是笑咪咪地，拿出準備好的點心和水果，讓我們可以一邊吃一邊寫作業。偶而，梅生媽媽會在我們的面前嘮叨一番，抱怨「小鐵牛」實在是太調皮搗蛋、不聽話。「小鐵牛」是在老式社會「傳宗接代」觀念下，梅生爸媽所領養的一個小男孩。後來聽梅生說，他高中畢業以後唸了軍校，還滿不錯的。
初中畢業後，我們各自忙於學業和事業，見面的機會少了許多。所幸，在我赴美深造前，很高興能在我的婚禮中見到她。後來兩個人分別在太平洋的兩岸，各自忙著自己的事業和照顧家庭。斷斷續續中，我知道她已經結了婚，而且擁有一對乖巧可愛的孩子。更有意思的是，她的先生與我是同行，而且在他的專業研究領域中小有名氣。
再次和梅生相見，是我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回臺省親的時候。初中老同學，幾個電話一打，大家歡聚一堂，海闊天空聊得很是開心，梅生和我更不例外。這些年來，每次回臺灣探親時，總能見到梅生。隨著高科技「賴」的出現，讓我們平日難得碰面的老同學們，天涯若比鄰般地在「賴」上勤於聯絡。不幸的是，也是在「賴」上，突然看到梅生兒子告訴我們，他母親過世的消息。和梅生兒子私訊時，他告訴我媽媽過世前沒有受太大的痛苦，而且說：「爸爸和妹妹都還好。」聽了這些話，讓我安心不少。只是先前約好了，下次回臺灣時，我一定會去龍潭探望他們，或是她和先生來臺北看我的約定，再也無法實現，真是我心中一大遺憾。
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們或多或少都會交上幾個談得來的朋友，能和梅生相遇相知，是我的福氣，也是我們之間的緣分。
一碗麵，詩人遠去的背影 魯秋琴
那日傍晚，我們剛走出《民歌五十》的音樂會，餘音仍在心頭縈繞，如霞光未盡，緩緩沉澱。台北的板橋車站前，天邊一抹橘紅，風輕輕拂面，初夏不燥不涼的氣息，像從青春深處傳來的一首老歌，喚醒年少的夢與輕柔的愁。
曾為建國中學退休化學老師、也是鄭愁予的弟弟鄭文正領著我們走進他經營的牛肉麵店，一間不大的鋪子，木桌油光微亮，彷彿被歲月摩挲過，帶著時間沉澱後的溫潤。牆上迎面是一行字，墨跡微斑，卻格外動人：
「彼此想念時就來喫碗麵吧！」
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腳步。這句話沒有詩句的雕飾，卻有詩行的深情。落款：「鄭愁予給文正」。
那不是尋常的招呼語，而是一紙兄長寫給弟弟的字箋，以及用湯麵盛裝的思念。
1954年，鄭文韜以「鄭愁予」之名寫下〈錯誤〉，馬蹄聲達達，穿越詩壇，直抵時代心靈。其中最為傳誦的兩句：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即使未經戰火，我們仍能在詩中感悟離別與鄉愁，彷彿那些錯過的愛與路，也曾在心上駐足。
大家坐下來點了一碗牛肉麵，湯氣緩緩升起，像記憶在空氣中蔓延。文正低聲說，清晨四點四十四分，大哥在美國辭世；鄭愁予走了。
那一刻，心頭浮起一股莫名的溫熱與酸楚。我盯著牆上的字句，那是詩人留給弟弟的叮嚀，也是留給人間的低語。在這家洋溢著鍋氣與牛肉香的小麵店裡，我忽然渴望能見他一面，哪怕只是吃一碗麵的時間，哪怕只是暫棲於他的詩句裡。
夕陽漸暗，詩人終究未至。只有夜色如墨，緩緩將我們包圍。我們望著光影潰散如詩的天邊，微風拂面，細雨如絲，彷彿是天空的淚水。
鄭愁予筆下的旅人，總是騎著那匹馬，錯過歸途，也錯過愛人。〈錯誤〉像一首融合古典與現代的長詩，有江南窗前的幽怨，有遠行思婦的寂寥，卻又以過客之身行走其間，帶著浪跡天涯的自省與不捨。年僅二十一歲的他，已能將鄉愁、迷惘與柔情揉入字裡行間。那馬蹄聲聲，不是歸來的訊號，而是一次次「美麗的錯誤」。錯過的，不只是路，而是人心。
我們總在錯過時想起應該相見，總在別離後才讀懂語言的重量。當年在大度山求學四年，從未與他相遇。直到讀了詩，才明白自己曾與他擦肩而過，近在咫尺，卻遙不可及。然而，他的詩卻穿越歲月罅隙，觸碰遊子心中的牽繫。
文正說，哥哥晚年已記不得許多名字，卻還記得詩裡那匹馬，還記得那句：「我錯誤地走入你的窗口。」記憶或許會鬆動，詩卻牽住了靈魂。
我們總以為時間還長，詩人會一直坐在那個窗前，守著那匹馬，直到我們走近。2024年5月，文正赴美探望哥哥，在波士頓療養中心為他披上背心。詩人說：「好舒服啊！」那一刻，文正看著他躺下，喃喃說：「我知道，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他了。」
還記得初次讀〈錯誤〉時，老師問：「什麼是過客？」當時答不上來，只覺得動人、淒美。如今才懂：過客，不是匆匆經過，而是曾深深走入某段人生，卻無法停留。
我們或許只是過客，卻也曾擁有過那段馬蹄聲的共鳴。鄭愁予的詩與人，如輕風掠過心湖，不驚波濤，卻餘韻不盡。他已遠行，如他的馬、他的詩，在我們心中留下遙遠卻不褪的暖意。錯身而過之後，我只能在某個黃昏、某碗湯麵的熱氣裡，在一首民歌尚未唱盡的時光中，低聲神傷，試圖從詩句中尋得一絲寬宥與理解。
我再次望向牆壁上的字：
「彼此想念時就來喫碗麵吧！」
那一刻，彷彿看見詩人在煙霧中輕輕頷首。他未曾離去，只是將詩意藏進了日常：一碗熱湯，一句叮嚀，一場錯過，成就了生命中不經意的深刻。我加了辣椒，把整碗麵調得辛辣無比，只好添了幾口湯。那碗麵，似乎怎麼喝也喝不完，就像那匹馬的蹄聲，仍在心湖深處，緩緩響起。（寄自加州）
寫書法 金慶松
農曆新年假期，華人不少的馬里蘭州（Maryland），空氣中瀰漫著濃濃的年味。某一個週末，光啟中文學校（下稱「光啓」）邀請我到社區的Davis圖書館傳播中華文化，並用毛筆為外國友人寫下他們的中文名字。
自從兒子中文學校畢業後，我就很少參與中文學校的活動了。這回光啟的書法老師已年邁，活動當天又是陰雨綿綿，無法出席，就央請我代班。光啟準備了墨汁與紙張，我備妥毛筆、硯台、筆筒等，也帶上水寫布，可供人練習。當然，穿著喜慶的衣服準時前往。
原以為陰雨天氣會讓活動冷清，沒想到圖書館地下室的會場竟然爆滿。館長滿臉笑容地在會場迎接，私下還問：「待會我開場致歡迎詞時，是要說中國新年、還是農曆新年呢？」光啟提供了不少文化表演，例如，傳統跳舞、扯鈴表演、小蘋果舞蹈、趣味猜謎等，傳統音樂悠揚，節目緊湊生動，觀眾席的笑聲、驚喜聲此起彼伏，整個空間充滿了節日的喜悅。節目結束之後，大批大人小孩就擠到會議室後面的書法攤及陳老師負責的剪紙攤，換我們這兩攤忙碌了。
以往書法攤位有兩人分工，一人翻譯，一人書寫。這回我獨自承擔兩項任務，既要翻譯名字，又要提筆揮毫，忙得不亦樂乎。
有些常見的名字，例如：George、Ethan、Helen，有標準的中文翻譯，不需思考就可隨手寫下，多數是少見的名字，如何正確發音也要親切地詢問來訪者，以便譯出較同音、且恰當、字義又美的中文名字，這可是個大挑戰，例如，有一位是Yusuf-Marcel，我想了五、六秒，才提筆寫下他的英文名及中文「約瑟夫·馬賽爾」，英文、中文一併寫出，客人才不會拿錯；另一個名字是Zuzu，我想了想直接寫下「入入」，小女孩看到很滿意地說：「這很簡單呀！我也會寫了。」我回道：「比寫英文Zuzu還要簡單哦！」
有六位直接寫下中文名字，其中之一是「王新乔」，我就問，「乔」字可以寫成繁體字吧？客人高興地說可以。寫到「喬」字，我卻突然腦袋不靈光了，「喬」字是有一個口還兩個口呀？生疏呀生疏。還有一對石姓兄妹：「宛鑫、宛靈」，姓好寫，名字卻費了一些時間，幸好我以行書快筆，期望能將客戶等候的長度維持在可忍耐的範圍內。
那水寫布就放在一旁，我也鼓勵正在等候的小朋友沾水練習，有的小朋友會戰戰兢兢地書寫、繪畫，還好奇地問，清水寫在布上，怎麼會變成了黑色？還有一個小朋友，揮起了毛筆當掃把一樣在布上恣意塗抹作畫，我笑著讚美他有梵谷的天份，內心卻在喊，我的毛筆呀！
當天忙碌地寫了三十多個中文、英文名字，也收穫了三十多個笑容。這些書法名字，如同一個個小小的文化種子，播撒在異國的土地上，等待著生根發芽。農曆新年期間，我以書法搭建了一座橋樑，讓東方的祝福跨越語言與文化的界限，傳遞到外國友人的心中。
徜徉古巴：在時光中遊走（五）
吳嘉/達人斯堂筆記
假如切·格瓦拉地下有知
在古巴中部的聖克拉拉，街道兩旁的彩色房屋映襯著溫暖的陽光，棕櫚樹的影子斜落在靜謐的廣場上。吉他的旋律在空氣中流淌，這座城市好像沉浸在某種悠長的夢境中。
我們來到這裡，不全是為了這份加勒比海的閒適，而是為了那個名字－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在來到聖克拉拉之前，我們已經在哈瓦那的革命廣場上瞻仰了他的巨幅浮雕像，堅毅的眼神，彷彿穿越時空，注視著這個他為之奮鬥的國家。
順便說一句，「切」是他的綽號，「Che」是一個西班牙語的感嘆詞，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區被廣泛使用，用於打招呼，類似於漢語中的「嗨」、「老兄」的意思。格瓦拉也喜歡用，後來就自稱為「切」。
在聖克拉拉革命廣場的高台之上，那座銅雕像靜靜矗立。那是一個穿著綠軍裝的男人，面龐堅毅，目光如炬，望向遠方，彷彿仍在凝視著未竟的理想。廣場另一邊的陵墓設計簡潔而莊重，四周被蒼翠的樹木環繞，給人一種肅穆、寧靜的感覺。墓碑上刻著他曾說過的話：「要嘛革命成功，要嘛為之獻身。」言猶在耳，而時間卻已走過半個多世紀。
格瓦拉本是一名醫生，在阿根廷的課堂上研讀醫學，在病房中見證生死。可是，沿著拉美的旅途，他看見飢餓的農民，看見被剝奪尊嚴的工人，看見貧窮如何成為土地上揮之不去的陰影。他開始懷疑，醫學是否真的能治癒社會的創傷，是否真的能拯救那些被命運拋棄的人。於是，他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血與火的道路。他在墨西哥遇見了卡斯楚，決意投身古巴革命。
從踏上格拉瑪號的那一天起，他不再是白衣天使，而是一名戰士。
在崎嶇的塞拉馬埃斯特拉山脈，他的身影出現在密林之間，在槍砲與泥濘中，成為革命的象徵。他是游擊隊的指揮官，是理想主義的火種，是嚴苛的執行者。他攻下了聖克拉拉，在疾馳的火車上改寫了歷史，讓革命的旗幟飄揚在哈瓦那的天空。從此，古巴的道路徹底改變，他親手推動土地改革，推動國有化，推動社會主義理想的實踐。在他眼中，一切都該是新的，一切都該是徹底的。
然而，切·格瓦拉的經濟與革命政策大多以失敗告終，但他始終堅守信念，不願徹底承認其方針的根本缺陷。
在古巴革命勝利後，他擔任多個關鍵職務，包括國家銀行行長和工業部長，主導古巴的經濟改革。他推行工業化，試圖擺脫對蔗糖經濟的依賴，並倡導“道德激勵”優於“物質獎勵”，期望以革命精神驅動生產。然而，結果卻是經濟低效、停滯不前，最終仍需依賴蘇聯援助。
面對挫折，他雖承認進展緩慢，但未曾放棄理想，而是視之為尚待克服的挑戰。革命並沒有讓所有人擺脫貧困，也沒有讓世界變得更公平，反而讓國家陷入封閉，帶來了漫長的爭議與犧牲。
他的目光不曾停留在古巴。他相信革命不應止步於一座島嶼，而該成為一場燃遍世界的風暴。他去了剛果，在非洲的土地上尋找新的戰場，可是那裡沒有革命的土壤，只有無盡的失敗與失望。他沒有停歇，再次啟程，前往玻利維亞，試圖點燃另一場戰鬥。然而，這一次，他沒有等到援軍，沒有等到起義的群眾，只等來了追捕他的政府軍。他倒在山間，槍聲響起，他的生命戛然而止，年僅39歲。
在國際戰場上，他曾擔任古巴外交代表，並積極推動「全球革命」。他先後前往剛果和玻利維亞策動遊擊戰爭，試圖複製古巴模式，然而均因缺乏群眾支持、後勤不濟等原因慘敗。儘管在戰鬥中逐漸意識到現實與理想的落差，他依然堅守信念，不願向現實妥協。面對批評，他不但不動搖，反而在著作與演講中極力捍衛自己的經濟模式，甚至公開批判蘇聯的「修正主義」。他的失敗並非源自於短視，而是因為他始終堅信理想可以超越現實，以至於最終深陷孤立，走向覆滅。
然而，死亡並未埋葬他的名字，反而讓他成為一個永恆的符號。他的頭像被印在旗幟上、海報上、T恤上，成為無數青年心中的傳奇。他的故事被講述，被神化，被爭論，被誤讀。他是理想的化身，是暴力革命的象徵，是自由的戰士，是獨裁的執行者，是烈士，也是劊子手。世界對他的看法，從來都是撕裂的。他的命運，是革命浪漫主義與歷史現實對抗的縮影。
冷戰時期，美國視他為危險的叛亂分子，是共產主義在西半球的先驅。他煽動革命，沒收美國資產，挑戰帝國主義的秩序。他的每一句話，每一次行動，都被華盛頓視為威脅。他的死亡被中情局視為勝利，彷彿他的理想可以隨著他的屍體一同埋葬。然而，歷史總是嘲弄現實。他的形象依然在世界各地閃耀，他的精神依然在某些人的心中燃燒。幾十年來過去，美國對古巴的態度幾經變化，冷戰結束後，格瓦拉的名字漸漸淡出政策視野。他成了一段歷史，一頁書本上的篇章，一個曾經讓世界震動過的故事。
如果格瓦拉地下有知，他會如何看待今日的世界？古巴依舊貧困，依舊封閉，他會選擇當醫生，還是再次舉起槍，策動新的革命，抑或是站在高處，望著那些背離初心的現實，陷入沉默？他曾說：「讓世界變得更好，不是天真的夢想，而是現實的責任。」可如果革命意味著犧牲自由，意味著封閉，意味著貧困，那麼它還是最初的那個夢想嗎？
加勒比海的海風輕拂過我的臉頰，打斷了我的沉思。我站在聖克拉拉的廣場上，那座雕像依舊靜默佇立。格瓦拉的革命早已成了歷史篇章，但這片土地的故事，卻仍未曾畫下句點。
在古巴的革命歲月中，菲德爾‧卡斯楚始終是那位不可忽視的核心人物。這次走訪古巴，雖行程匆忙，途經哈瓦那、聖克拉拉、特立尼達與西恩富戈斯等地，我依然特意去尋覓卡斯特羅的痕跡。在古巴街頭，我未曾見過他那張巨幅畫像，唯一的影像，出現在國賓館走廊上，夾在眾多名人肖像中，那張黑白照片顯得格外低調與內斂。
雖然早有耳聞卡斯楚不熱衷個人崇拜，親身經歷依然令我感到驚訝。與切·格瓦拉那張印在無數旗幟與T恤上的面孔不同，卡斯楚的形象樸素而含蓄。在古巴的土地上，那些沒有鐫刻卡斯楚頭像的牆壁，反而見證了他的政治智慧。
菲德爾·卡斯楚，古巴革命的象徵，一個充滿矛盾的領袖——既有魅力又專制，既有抱負又冷酷無情。他是全球抵抗的象徵，卻以鐵腕統治古巴近半個世紀。埃斯坎布雷山區清剿行動（1960–1965）是菲德爾·卡斯楚統治早期的血腥鎮壓。革命勝利後，一些昔日的戰友、農民與前巴蒂斯塔政權士兵因不滿政權的極權化，在埃斯坎布雷山區掀起反抗。然而，卡斯楚迅速發動軍事鎮壓，派遣切·格瓦拉等人率軍圍剿。
政府軍採取極端手段，進行大規模逮捕、酷刑審訊、強制遷徙，甚至就地處決疑似叛亂者。許多村莊被夷為平地，數千人喪生或被送往勞改營。
這場清剿行動消滅了武裝反抗，但也揭露了革命政權的殘酷一面。在國家走向一黨專政的道路上，卡斯楚毫不猶豫地以鐵腕手段剷除異見，即使這些人曾與他並肩作戰。
1926年8月13日，卡斯楚出生於古巴比蘭，年輕時便投身馬克思主義革命，推翻了美國支持的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獨裁政權（1959年），建立了西半球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卡斯楚以其決心、智慧與對革命理想的堅定信念成為了歷史的關鍵人物。然而，他的統治也充斥著偏執與對異見的壓制，政權維繫以嚴酷的政治監禁與處決為手段。
因此，卡斯楚的一生充滿爭議。支持者視他為窮人的捍衛者，認為他減少了文盲，改善了醫療，挑戰了美國帝國主義，甚至為農村地區帶來了電力，廢除了法律上的歧視，激發了民族自豪感。批評者則指出他的專制統治、經濟管理失當，以及對政治自由的壓制，導致古巴被孤立，經濟困頓，特別是在1960年開始的美國貿易禁運下，古巴經濟雪上加霜。值得一提的是，這位傳奇人物的背後也有人性一面，尤其是他複雜的情感生活。卡斯楚的魅力與氣場吸引了許多追隨者，其中便包括一位美國女性瑪麗塔·洛倫茨。1959年，出身於德國、年僅19歲的洛倫茨與卡斯楚相遇，她被卡斯楚那強烈的氣場與革命光環深深吸引，迅速墜入愛河。幾個月後，她與卡斯楚同住哈瓦那希爾頓酒店，這段情感成為卡斯楚個人生活中的傳奇之一。
然而，洛倫茲的故事並非單純浪漫。在中情局的策劃下，她被招募參與刺殺卡斯楚的陰謀論。她接受了訓練，並準備將毒藥下入卡斯特羅的飲料中，企圖剷除這位冷戰時期的威脅。
我曾經看過一部紀錄片，其中有一段採訪她的畫面。她回憶道，但當她再次踏上哈瓦那的土地時，面對卡斯特羅的魅力以及殘存的情感，她動搖了。最終，她向卡斯特羅坦白了暗殺計畫。卡斯楚以一種既挑釁又充滿誘惑的方式回應：「你殺不了我。沒有人能殺我。」這件事成為了卡斯楚傳奇的一部分，印證了他強大的自信。洛倫茨也寫過一本書：《愛上卡斯楚的間諜》，我沒有讀過。
卡斯楚的情感生活如同他的人生一樣，充滿了激情與複雜性。他結過兩次婚，第一任妻子米爾塔·迪亞茲-巴拉特（1948年結婚），並育有一子；第二任妻子達莉亞·索托·德爾·瓦列（1980年結婚），育有五個兒子。媒體普遍猜測，加上非婚生子女，卡斯楚至少有九個孩子。在這些後代中，大多數未曾涉足高層政治。長子菲德利托因與父親決裂、缺乏政治雄心以及個人生活的種種掙扎，未能接替父親的領導權；而其他子女要麼選擇低調生活，要麼因缺乏足夠的領導資歷而未曾登上公眾舞台。
2016年11月25日，卡斯楚在90歲時去世，留下了革命英雄和爭議獨裁者的雙重遺產。正如他所說的：「歷史將會證明我做了什麼，但最重要的是，我從不後悔自己為古巴人民所做的一切。」他的生命充滿了激情、權力和悖論，成為了一個矛盾的傳奇。
卡斯楚的弟弟勞爾·卡斯楚繼任總統後，延續了這低調的領導風格。勞爾從小就跟著哥哥打游擊，既是菲德爾的忠實盟友，也是獨立的實踐者。在勞爾任內，古巴同樣避免個人崇拜，強調集體領導。勞爾推行的經濟改革與對美關係的緩和，說明他相對務實的執政風格。2018年，勞爾·卡斯楚正式卸任，標誌著他近十年總統任期的結束，並為古巴政府的平穩過渡奠定了基礎。
繼勞爾·卡斯楚之後，古巴迎來了第一位非卡斯楚家族的領導人——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他於勞爾卸任同年被選為古巴總統，標誌著古巴領導階層的歷史性轉變。卡內爾是一位長期從政的技術官僚，深知國家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在川普政府施行強硬政策的背景下，卡內爾未曾向任何外部壓力妥協，儘管他可能在私下探索與美國對話的空間。
卡內爾可能會加強對經濟自給自足的推動力度，深化與俄羅斯、中國等傳統盟友的合作，尋求替代支持，以填補旅遊業和匯款收入驟降所帶來的巨大財政空缺。然而，經濟崩潰的風險始終潛伏在眼前，國內抗議的聲音可能愈加響亮。在這樣的國內壓力下，卡內爾或許會推動有限的改革，試圖緩和民眾的不滿，但這些改革仍將緊緊圍繞著社會主義框架，絕不會動搖國家根基。
川普政策的變幻莫測無疑讓古巴的未來更加撲朔迷離。卡內爾的領導力將在這項嚴峻考驗中得到檢驗，古巴也許將面臨更大的不穩定性。而這一切，終究取決於雙方如何在風雲變幻中進行博弈、對抗與應變。
扯遠了，打住。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