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中文作協 專刊

那一天我終生難忘，我無意中的一句話，結束了我和我的俄國文友瓦洛佳的友誼。

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陪來澳旅遊的俄國作家瓦洛佳，到東區去見他的俄羅斯老鄉安德烈。我們走出火車站，沿着陌生的街道一路走去，突然，瓦洛佳止住了腳步，我正莫名其妙時，他搖頭嘆氣起來：“哇，這澳洲人也太浪費了。沙夏，你看，這些鞋子還是新的，怎麼就給扔了呢。”

原來，瓦洛佳正面對一棟公寓大樓圍牆台階上的鞋子，杞人憂天起來。那些被人遺棄的鞋子，並非千瘡百孔，臭不可聞，有的還油漆嶄亮，清清爽爽，似乎是鞋的主人，在燦燦的陽光下展覽自己的奢侈富有。

我指着那排列有序的一雙雙鞋子，笑着説：“這是澳大利亞獨特的風景，善良的澳洲人，對自己不再需要的東西，通常大多是送到公共舊物收藏箱，而對那些形象還令人欣賞的衣物，一般都是放到顯眼的地方，方便他人。”

瓦洛佳瞪大了藍藍的眼睛：“怎麼，還真有人去撿？”

“這有什麼奇怪的呢，不少新來的移民，家裏的不少東西都是從大街上搬進來的。當年，大陸留學生在澳洲闖天下時，不少人就是廢物利用，在大街上……”

我的話被瓦洛佳的一陣大笑打斷：“上帝，你們中國人千辛萬苦跑到澳洲來撿破爛……”

“瓦洛佳，我的俄羅斯大作家，從大街上撿東西，總比從死人身上拔毛光彩吧？”

瓦洛佳先是一驚，然後臉色大變，一陣西伯利亞的冷風從他臉上向我飛來。我知道，他想起了我和他多年前，在前蘇聯遠東大城哈巴羅夫斯克所親眼目睹的那一難忘的鏡頭。

93年，我作為大陸一家外貿公司的俄語翻譯，隨代表團去前蘇聯遠東。在那些日子裏，我最怕在大街上看到那些孤苦零丁的俄羅斯老人。那滿載着憂傷的臉孔，令我為俄羅斯的命運感到悲哀。他們一生的積蓄，在改革的風暴中，一夜之間被新貨幣制變成了一堆廢紙。他們詛咒哥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詛咒葉利辛的震盪療法，奔走在種種抗議活動中。可俄羅斯改革的太陽依然每日冉冉上升，他們依然窮困潦倒。老年的悲哀已無法讓他們改變自己的命運，面對成長的冒險一代，只能望洋興嘆。

我和遠東作家瓦洛佳相逢在哈巴羅夫斯克，我作為他在中國發表的第一篇小説《在炎熱的日子裏》的中譯者，受到了他熱烈的歡迎。他請我在《阿穆爾飯店》吃俄羅斯大菜。當酒足飯飽的我們，在列寧廣場上漫步時，瓦洛佳望着廣場上乞討的老人，傷心地對我説：“沙夏，如今在我們俄羅斯最可憐的就是老人，如果他們年輕力壯，也會在自由的天地中，為自己創造一片燦爛，可他們老了，養老金原地踏步，物價卻插上了翅膀。他們現在連牛奶都不能天天喝……”

刺耳的汽車馬達聲打斷了瓦洛佳的話。一輛汽車闖進了人行道，隨着一聲悽慘的人生絕唱，一個中年男子倒在血泊中。霎時間是死一般的寂靜。酒醉如泥的金髮小夥子趴在方向盤上，失去了知覺。

廣場上的人紛紛在胸前劃十字。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慢慢走過去：“朋友，你解脱了。”他一邊説着，一邊從死者的腳上脱下了皮鞋。

我還以為這是古老的俄羅斯風俗，想不到，這位老人竟在眾目睽睽之下，手持鮮血淋淋的皮鞋，走回長椅，拿出手帕，擦乾了鞋上的血跡，脱下了腳上破舊的皮鞋。然後，泰然自若地穿上了死者的鞋子，笑着自言自語：”他媽的活見鬼，正合腳!”

瓦洛佳跑過去，氣憤地質問：”同志，你怎能這麼做？”

老人笑道“朋友，死人用不着穿鞋，可我需要!你難道沒長眼睛，沒看到我的鞋早他媽的不能再為我效勞了嗎？”

我和瓦洛佳默默地走出了列寧廣場，我不敢看那雙飽含着淚水的藍眼睛，我怕我的眼淚也流出來。

回到澳洲後，我寫了中篇系列紀實文學《從遠東到西伯利亞》，刊登在當年的《自立快報》。我將其中的一篇《死人用不着穿鞋，可我需要!》，附上我的俄文譯稿，給瓦洛佳寄去了。想不到，一個月後，我收到瓦洛佳的回信裏，竟是我寄給他的刊登《死人用不着穿鞋，可我需要!》的報紙和我的俄文譯稿，他一個字也沒有寫。

我知道我冒犯了瓦洛佳的民族自尊心，急忙給他寫信道歉，但他再也沒有來信。我還以為他已將我忘在九霄雲外，可他來到澳洲的當天，就給我打了電話。我本來已將當年列寧廣場的那一幕忘得乾乾淨淨，倒是瓦洛佳譏笑中國人的一句話，令我又走進了那不堪回首的鏡頭。

國際聯合文學特刊(第47號) 澳大利亞中文作協 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