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雜文】第98號） 作者：傅正明
二十世紀以來，由於中學西漸，尤其是中國詩僧寒山詩歌的翻譯介紹，以鈴木大拙為代表的日本禪師深入美國弘法傳道，以及藏傳佛教的傳入，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導致佛教日益滲透到美國文化中。
在評論皈依佛門的美國禪詩人及其詩歌之前，我先要談一種與之有聯繋的奇特精神現象。在法西斯病毒流行的時代，由於海德格爾等德國哲學家缺乏人文精神，依照他們自己臆想失真的莊子翻譯誤讀了禪宗，在德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出現了一種假禪，類似於禪門所說的「野狐禪」。德國哲學家西奧多·阿多諾（Theodo Adorno）在《否定的辯證法》(Negative Dialectics) 一書中嚴詞譴責了這種假禪的謀利消費現象，稱之為「浮夸的異國情調」(corny exoticism)，即現代自主性（modern subjectivity）的華而不實裝飾。有所不同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大多真心學佛。阿多諾本人，在我看來，是一個沒有皈依佛門卻真正懂得佛教的修煉者，一位禪道人文主義者。首先，在《道德底線: 一種受創生活的反思》（Minima Moralia）中，阿多諾認定「在錯誤的生活中沒有正確的生活」。此處「正確的生活」（richtiges Leben）相當於佛家八正道的正命。因此，我把阿多諾關於奧斯維辛的名言視為一個禪宗公案。名言警句，有時像公案慧語一樣，往往以其片面的深刻性著稱。在一個悖論（paradox）中，A 和 B 兩句話是矛盾的卻各有情理。當詩人強調悖論的一個方面時，反而成了避免偏見的表達方式。以阿多諾的名言為例，A: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B：奧斯維辛之後寫詩仍然可以是文明的。但是，假如阿多諾當時先說他後來補充的 B 句，沒有人會理會他。出於他的哲學思考和道德義憤，他先說 A 句，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禪宗公案有時強調一個悖論的 A 面，有時強調 B 面。在著名的神秀與惠能的禪詩競秀中，神秀的「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臺」和惠能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都在情理之中，兩者合觀，構成真空妙有的悖論。但是，由於空性乃佛教最重要的法教，證空殊難，需要特別點醒，惠能因此勝出，成為禪宗六祖。這個道理與阿多諾以 A 句著稱的道理是一樣的。對於許多猶太作家而言，後奧斯維辛的寫作自然而然是一件文明的工作。猶太裔著名詩人保爾·策蘭 (Paul Celan) 的<死亡賦格曲>（Todesfuge），詩人本人描寫的只是他自己的真實體驗，但是，约翰·費爾斯汀納（John Felstiner）在《保爾·策蘭傳 》中談到德國批評家從中看到多種意涵，包含面對人生苦締時的「禪宗開悟的體驗」。這是與所謂「浮夸的異國情調」迥然不同的真禪！
二戰後良知的西方作家和詩人，都在反思阿多諾提出的問題。五十年代，美國出現了所謂「敲響禪」（Beat Zen 舊譯「披頭禪」），即與「敲響的一代」（Beat generation 舊譯「垮掉的一代」）有聯繋的詩人。他們追求精神意義，拒絕物質誘惑，以他們的詩文探究并影響了戰後美國的文化和政治。基督教牧師德懷特·戈達德（Dwight Goddard）是美國禪學運動的先驅，有「披頭禪之父」的美譽，力求從佛教禪宗尋求和平主義的思想資源。在他為英文世界編譯的《佛教聖經》（A Buddhist Bibel, 1932）中，英譯《法句經》佛陀偈頌之二十一，筆者轉譯如次：
放逸夭亡偏狹路，勤修長壽通天途。
愚者雖生如走肉，慧人不死讀經書。
To be idle is a short road and be diligent is a way of life;
foolish people are idle, wise people are diligent.
佛陀法語，語重心長，啟迪人們參透生死，因此在英語世界廣為引用。可見佛祖是悖論的祖師爺，像基督一樣的偉大詩人。
以蓋瑞·施耐德(Gary Snyder)、傑克·克魯亞克(Jack Kerouac)、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王紅公（肯尼斯·雷克斯洛斯 Kenneth Rexroth）、菲里普·華倫(Philip Whalen )為代表的一代美國詩人都曾虔心學佛參禪，其中一些人後來正式受戒，皈依佛、法、僧。策蘭的<死亡賦格曲>的英譯在金斯堡等詩人中引起強烈的精神撞擊和深刻影響。在美國弘法的越南一行禪師大力倡導入世的佛教，結果在美國出現了「社會參與型佛教」（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或稱「左翼佛教」的精神潮流。傑出的禪詩人和批評家王紅公被視為美國「敲響的一代」的教父。在為托爾斯泰的英譯本《内在於你的神的王國》（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撰寫的導論中，王紅公曾這樣教導人們：「成熟的人寧靜地活著，暗地裏行善，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友善而禮貌地對待他人，看到討厭的惡作劇就避開它。假如沒有這種隱匿的善意共識，社會連一個小時都無法忍受。」由此可見，王紅公作為一代人的教父，不僅僅教誨他們如何作詩，更重要的教誨他們如何做人。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們中的不少人，師從在美國弘法的日本禪師和邱陽•創巴( Chögyam Trungpa )等藏傳佛教大師。創巴的《斬斷修道的唯物》(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1973)以藏傳佛教的眼光敏銳觀察和分析西方社會的現實。所謂修道的唯物，簡言之，就是打精神招牌，謀物質利益的歪門邪道和自我的陷阱。因此，創巴對修道的唯物的批評，彷彿在呼應阿多諾對假禪的批評。創巴在北美創辦了那若巴佛學院（Naropa University）, 在學院內創辦了傑克•克魯亞克空洞詩歌學校（Jack Kerouac School of Disembodied Poetics），當時美國的重要詩人，除了上文提到的美國詩人之外，羅伯特• 勃來（Robert Bly）、W.S. 默溫（W.S. Merwin）幾乎全都出現在這所詩歌學校的講臺上，為倡導法詩和禪詩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施耐德學佛時經常與創巴及其弟子在那若巴佛學院同臺朗誦詩歌。他曾一度出家又還俗，熱衷於環保活動，被視為「深層生態學的桂冠詩人」。作為通曉中文和日文的翻譯家，他早年迻譯的《寒山詩》（Cold Mountain Poems）流行於英語世界。他自己的短詩，接近日本俳句，宛如佛門的輕騎快馬，例如<僵屍> (corpses)：
形同僵死蟲豸：徒有戎冠錦袍，
涉澗焉知鳥語，登山難解松濤。
Will be but corpses dressed in frocks,
who cannot speak to birds or rocks.
此詩針砭那些雖生猶死的愚人、官僚或身著僧袍的假和尚，生發了佛陀的生與死的悖論。詩人有時像王維一樣與鳥同歌和鳴，有時像李白一樣與山對坐相看，足以見出詩人的綠色佛教傾向，啟迪人們擁抱大自然。
1956年在東京學佛時，施耐德曾這樣談到文學的啟蒙或開悟：「四分之三的哲學和文學都在與人們談話，試圖讓人們認識到這一點：你們被騙進了一個鳥籠，卻愛上了這個鳥籠。」（24：X，1956，Kyoto）由此可見，在施耐德看來，與鳥談話易，與人談話難。這種現象，在當今中國的表現形式是：韭菜愛鐮刀，要他們不愛的確很難。但人的更大的悲哀在於，許多所謂的哲學家和文學家，實際上他們自己還沒有開蒙，卻在充當啟蒙老師。因此，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的名言，應當成為校門、禪門和詩壇的座右銘。對任何人來說，開悟都不是完成式。啟蒙是一個始終不斷的接受啟蒙和自我啟蒙的過程。
施耐德與克魯亞特、金斯堡等人有深厚的友誼，堪稱一起求道的法友。克魯亞克以小說《在路上》（On the Road）著稱，在小說的散文筆調中，詩思禪意如散金碎玉，例如筆者根據小說中的一句引文可以衍譯為一首七絕：
世事高參路上尋，親躬體驗即師門。
莫借他人雲翳眼，但求初念悟心真。
The Best teacher is experience
And not through someone’s distortedpoint of view.
末行系譯者增添，引入克魯亞克最重要的文學觀念，即他在<現代散文的信念和技巧>(Belief & Technique of modern Prose )列舉的一條指南：「努力勾勒出心靈中早就以童真狀態存在的思緒之流。」
金斯堡是一個始終保持童心的赤子，堪稱學佛參禪三皈依的典型代表。 他往往傾向於「狂禪」（crazy zen）,日本一休宗純禪僧和詩人倡導的禪法，追步一休風范：「外現癲狂相，內密赤子行。」同時師從狂慧大師創巴。他一生致力於精神尋覓，反對人類的一切非正義，尤其是反對戰爭。金斯堡對「真空妙有」的證悟，生動地表現在他的<自白>（Ego Confessions）中：
萬事皆空藝術不空，假如它向我們展示無我的空性
空談無益詩歌有益，假如它在空中高懸自身的骨架
如佛陀，莎士比亞和蘭波
Art’s not empty if it shows its own emptiness
Poetry useful leaves its own skeleton hanging in the air
like Buddha, Shakespeare and Rimbaud.
金斯堡將法國詩人蘭波（Arthur Rimbaud）與佛陀、莎士比亞相提并論，出於他個人對蘭波詩歌的偏好。值得注意的是，蘭波詩中有豐富的禪意，例如，年僅十七歲的蘭波就在給老師的一封信中寫道：只要老朽的愚人不能認識到自我的空假意義，歷史就難免陷入千百萬骷髏鋪就的道路。這位早熟的天才，已經有「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人生感嘆，因此，詩人一生在「空中高懸自身的骨架」，為的是人間血肉的豐滿，讓歷史成為一條至少能綻開幾朵鮮花的道路。
詩人華倫最愛的花，似乎是日本的櫻花。他也是佈道的美國禪師，「舊金山文藝復興」運動的關鍵人物，曾經熟讀鈴木大拙的禪學著作。他喜歡日本俳句也寫英文俳句或類似的短詩。例如,<春季裏的日本茶園金門公園>（Japanese Tea Garden Golden Gate Park in Spring, 1965）第三首，華倫寫道：「櫻花年年開，我求善業將凋殘，不知哪一天。」（These blossoms will be gone in a week / I’ll be gone long before.）如勃來所說的那樣，人體內也有鮮花，一朵花有很多花瓣，需要找到坐禪的地方。在日本俳句詩人那裏，無論是櫻花盛開或凋零之際，安然離世都是一種靜美，一種身後猶帶餘香的法喜。
後來創作頗豐受封為美國桂冠詩人的默溫，也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其短詩<冬日黃昏>（Dust in Winter）甚至在太陽這樣宏大的意象中發現了時間流逝的真空妙有的意味，拙譯為詞體「浣溪沙 」：
孤寂殘陽下冷峰，憐君曉起為人紅，西沉無怨悟真空。
閑聽溪流追落照，喜聞晚笛伴清鐘，夜長道遠總從容。
The sun sets in the cold without friends,/Without reproaches after all it has done for us./It goes down believing in nothing./When it has gone I hear the stream running after it./It has brought its flute it is a long way.
藝術和詩歌之所以不空，是因為詩藝弘揚的是美和商的價值。這是一切偉大文學作品的特徵，也是優秀禪詩的特徵。這就應了佛門頗具禪意的老話：「萬事皆空善不空。」如英國詩人詹姆斯•雪利(James Shirley)在<死神的最後勝利> (Death’s Final Conquest)一詩中寫到的那樣：
眼空萬物誰常在？唯有善行留碧芳。
Only the actions of the just/ Smell sweet and blossom in their d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