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畢光明

　　以1978年為時間節點，思想解放運動帶來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學變革運動，人的文學適時地復蘇。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再到新世紀，文學經典[註1]的湧現成為新文學誕生以來的文學奇觀。經典並不是一定要等作品問世達到一定的時間長度才能確認。經典的認定靠文學史的參照系起決定作用。如果一部新問世的文學作品，與已進入文學史的經典相比，在兼容歷史內涵、人性深度和藝術創新方面毫不遜色，同時代的文學批評家就完全可以將這部作品視為經典，至少通過對它的推介使其初始經典化。按照這樣的經典認證方法，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有多部小說作品可以進入經典的行列。這四十年的三個文學發展階段，小說經典層出，難以從題材角度觀，而需要從思潮方面看。

　　八十年代，文學從激進主義的絞殺下復蘇過來，文學的真實性（實乃是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得到提倡，小說在這種思潮中開始批判極左路線，沈痛地反思歷史，出現「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創作潮流，這類文學打動了國人內心最敏感的地方，激起強烈的共鳴，也引起深邃的思考，因為它的出發點是人的權利和尊嚴，它是對五四人的文學傳統的遙遠呼應。「傷痕文學」在藝術上或許不無幼稚，但它幾乎是從文學的廢墟上崛起，其劃時代的意義足以讓其中的代表作成為文學史經典 ，如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鄭義的《楓》、孔捷生的《在小河那邊》等。「反思文學」主要出自歷經坎坷的「歸來」作家的筆下，歷史批判的力度加強，敘事藝術成熟而俱有現代性，一些轟動一時的作品在今天看來也俱有經典的純度。代表性的有王蒙的《春之聲》《布禮》、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習慣死亡》、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陳奐生上城》、方之的《內奸》、陸文夫的《井》《美食家》、馮驥才的《神鞭》、古華的《芙蓉鎮》、鄭義的《遠村》、何士光的《鄉場上》、路遙的《在艱苦的日子裏》《人生》、楊絳的《洗澡》等。緊接著「反思文學」出現的創作潮流是「改革文學」，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是開山之作，在同一題材領域的經典地位也難以撼動。改革是八十年代的主旋律，躁動發生在城市，也波及到鄉村，文學及時反映中國現代化進程激動人心的一幕。由於從現實中牽動了傳統，因而作品的問題意識俱有超前性，儘管思想性壓倒了藝術性，但仍然俱有為時代的變動作證的經典性。進入文學史的小說還有柯雲路的《三千萬》《新星》、水雲憲的《禍起蕭牆》、賈平凹的《雞窩窪人家》《臘月•正月》、張潔的《沈重的翅膀》等。

　　八十年代中期是新時期文學的全盛期，出現「八五新潮」，文學進一步多元化並在世界文學視野的激勵下更俱有現代性。「八五新潮」主要是現代派熱和尋根文學熱。現代派熱始自八十年代初，批評理論界有過一場現代派文學論爭，它在中國文學界廣泛而深入地普及了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學知識，不妨說當代文學對現代性的追求主要來自現代派文學的沖擊。宗璞的《泥沼中的頭顱》和《我是誰》是最早俱有典型現代派色彩的作品。至1985年，因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被看作新時期文學中真正的現代派小說，現代派創作再次受到強烈關注。這一時期產生的俱有現代派色彩或品質的小說有徐星的《無主題變奏》、陳村的《一天》、殘雪的《山上的小屋》《黃泥街》《蒼老的浮雲》、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築路》《白狗秋千架》《球狀閃電》、洪峰的《奔喪》、紮西達娃的《西藏，隱秘歲月》《繫在皮繩扣上的魂》等，這些作品比起西方現代派文學雖然更多理性的成分，但都是中國經驗的現代性表達，它們為中國文學融入世界文學做了無畏的探索。尋根文學的興起源於1984年在杭州召開的青年創作會議，隨後，韓少功、阿城、李杭育、鄭萬隆、賈平凹等人，在報刊上公開發表文章，表達對文學尋根的訴求，這個根就是中國文化。回到本土，回到民間，回到民族性，被看作是文學取得世界承認的不二法門。依照文學尋根的思想理論創作出的一批小說，俱有經典性的有韓少功的《爸爸爸》《歸去來》、阿城的《棋王》《遍地風流》、王安憶的《小鮑莊》、鄭義的《老井》、李杭育的《沙竈遺風》《最後一個漁佬兒》、鄭萬隆的《老棒子酒館》、《異鄉異聞三題——〈黃煙〉、〈空山〉、〈野店〉》、李銳的《厚土》、張煒的《古船》、賈平凹的《商州》、《浮躁》等。其中《古船》和王蒙的《活動變人形》一樣，是八十年代最有歷史反思性，塑造出了典型形象的重要長篇。「八五新潮」還催生了先鋒小說運動。先鋒小說與現代派相關聯，莫言、殘雪可看作先鋒小說的前驅。作為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最富於探索精神的先鋒小說，出現在八十年代中期，是西方現代哲學與文學對中國文學界產生了全面影響和深度滲入的結果，傳統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在先鋒運動中變得陳舊，在新時期文學教育裏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作家，以前衛的姿態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與之相關的藝術的可能性，在藝術創新使命的驅使下向文學現代性的腹地挺進。馬原的「敘述革命」是先鋒派崛起的標誌。從以1985年為起點的前期到以1987年為起點的後期，先鋒小說為當代文學史留下了一批有著神秘色澤的作品，主要有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西海的無帆船》《虛構》、洪峰的《奔喪》《瀚海》《極地之側》、格非的《迷舟》《褐色鳥群》、蘇童的《妻妾成群》《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余華的《四月三日事件》《河邊的錯誤》《現實一種》《難逃劫數》《一九八六年》、孫甘露的《信使之函》《訪問夢境》《請女人猜謎》、北村的《逃亡者說》《劫持者說》《聒噪者說》、潘軍的《藍堡的故事》等。

　　八十年代中後期突破傳統文學觀和歷史觀的創作思潮還有新歷史主義小說，代表作是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和喬良的《靈旗》。莫言的這部由5部中篇組成的長篇小說，以個體生命為本位，從民間的視角重寫了中國現代史，徹底更新了文學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的權力關係，是八十年代文學的一座奇峰。莫言在八十年代表現出來重構現代史和革新小說表現形式的強大藝術想象力和創造力，一直保持到了新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另一創作潮流是「新寫實主義小說」。作為現代主義發展的新階段，新寫實主義摒棄了五四以來文學的社會關懷，而代之以人文關懷，將創作取材的視點下調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存狀態。在新寫實這個文學概念下走進廣大讀者和評論研究視野的作品很多，堪稱經典的有方方的《風景》、池莉的《煩惱人生》、劉震雲的《塔鋪》《新兵連》《一地雞毛》、劉恒的《狗日的糧食》《伏羲伏羲》、李曉的《繼續操練》、葉兆言的《棗樹下的故事》、范小青的《顧氏傳人》等。如果從創作群體來看，八十年代的名家傑作主要來自知青作家、復出的作家和女性作家。復出的作家，創作實力及成果在「反思文學」文學裏已有體現。由知青作為創作主體的「知青文學」和由女性作家作為創作主體的「女性文學」，都有經典作品留下。知青小說有張承誌的《黑駿馬》《北方的河》《金牧場》、梁曉聲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史鐵生的《我遙遠的清平灣》、孔捷生的《在小河那邊》《大林莽》、葉辛的《蹉跎歲月》、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阿城《棋王》《樹王》《孩子王》、李銳的《合墳》、張抗抗的《隱形伴侶》、馬原的《錯誤》《上下都很平坦》、陸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陽》、朱曉平的《桑樹坪紀事》、老鬼的《血色黃昏》等。女性文學有張潔的《愛情是不能忘記的》、王安憶的《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崗上的世紀》、鐵凝的《麥稭垛》《玫瑰門》等。八十年代的小說經典，並非都出自上述創作潮流或作家群體，也有的是作為一種文學類型或現象引起關注並長久為人所討論。散文化、詩化小說的復活，強化了八十年代作家、讀者和評論家的文體意識。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王蒙的《海的夢》、何立偉的《白色鳥》、鐵凝的《哦，香雪》，都有比文體革新更豐富的審美內涵。市井風情和風俗文化小說的描寫也是八十年多樣化寫作中的收獲，如鄧友梅的《煙壺》《那五》、馮驥才的《三寸金蓮》、林斤瀾的《矮凳橋上的風情》、劉心武的《鐘鼓樓》、阿來的《塵埃落定》等。始終堅持現實主義寫作的路遙，在八十年代後期完成了史詩性長篇《平凡的世界》，成為日後的長銷書。八十年代的最後一位經典作家是王朔。王朔是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八十年代的一個異數，他的對一切嚴肅性進行調侃與解構的小說預告了大眾文化時代的到來。他的創作，集中在八、九十年代之交，風靡一時的有《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頑主》《一點正經沒有》《玩的就是心跳》《千萬別把我當人》《永失我愛》《我是你爸爸》《動物兇猛》《過把癮就死》等中長篇小說。

　　九十年代文學以王朔的小說開篇，意味著一個視文學為宗教的時代結束。隨著市場經濟時代的到來，大眾文化、商業文化對純文學造成沖擊，文學的雅俗分化加劇，文學更加多樣化和個人化。九十年代不像八十年代那樣浪潮更叠，但八十年代積累的文學能量在九十年代呈現為別樣的創造。長篇熱推送出了重量級作品，「陜軍東征」裏陳忠實的《白鹿原》、賈平凹的《廢都》，余華剔去先鋒色彩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張煒的《九月寓言》《家族》，王安憶的《長恨歌》，蘇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劉震雲的《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莫言的《酒國》《豐乳肥臀》，人的命運在波譎雲詭的歷史背景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描寫，作家的歷史意識比此前任何時候都富有理性。在這些長篇裏，莫言的《豐乳肥臀》達到了20世紀漢語長篇寫作的高峰。女性主義寫作是九十年代的又一重要文學現象，陳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為私人寫作在文學史上留下了鮮明的印記。王小波英年早逝，他對知青的另一種書寫的《黃金時代》，「是反抗壓制的生命的自由的體現」[註2]，在青年一代讀者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新世紀進入全媒體時代，文學閱讀因而在全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的分量越來越小，但是文學生產並沒有因此而衰減，這得益於文學體制保證了作家隊伍的穩定和大學文學教育給文學作品準備了一大批專業讀者和評論研究工作者，這兩部分人使文學生產持續地繁榮。在規模效應中，經典的湧現理所當然。在新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作家在創作中呈現出一定的代際特色，50後、60後的作家歷史感更強，而70後、80後作家更樂於表現當下的生存經驗。在文體上，長中短篇都有出色之作。新世紀小說的產量可以說十分驚人，整個十七年，長篇小說不到兩百部，而新世紀每一年就出版幾千部之多。新世紀已過去近二十年，長中短篇加起來的數量可謂浩如煙海，要想從中確認經典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所幸中國小說學會自2000年以來，開展小說年度排行榜的評議工作，由來自作協系統和高校系統的小說家和評論家對當年的小說進行跟蹤閱讀，在次年年初集中評議，評出5部長篇、10部中篇、10部短篇為上榜作品。這一工作已連續進行19年，從未中斷，是當代中國文壇上的一個專業性、民間性和學術性的小說排行榜，其目的是對行進中的新世紀小說進行初始經典化，以推動小說的傳播與接受和文學史的寫作。我們要考察新世紀小說有哪些俱有經典的品質，這個排行榜當俱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從排行榜看，50後作家仍然是新世紀文學的中流砥柱，他們攜帶著歷史的風雲，在小說世界裏濃墨重彩地書寫民族的命運和人性的詭異。莫言、賈平凹、張煒、韓少功、王安憶、鐵凝、方方、范小青、劉震雲、葉兆言、李銳、閻連科、李佩甫、陳應松、劉醒龍等，都是榜上的常客，其中莫言和賈平凹是創造力最旺盛，也是成就最高的作家。莫言的長篇《檀香刑》、《生死疲勞》或向傳統致敬改變了書寫方式，或從半個世紀的中國鄉村鬧騰史裏悟出了生命的真諦，在世界文學地理上樹立起中國小說的醒目標誌。他的短篇《月光斬》與魯迅互文，俱有很高的藝術成色，《等待摩西》是他獲得諾獎後更為成熟的藝術風格的代表。賈平凹長篇寫作的勤奮和藝術上的變化，讓他足夠評上當代文學的勞動模範。《秦腔》《懷念狼》《帶燈》《老生》《極花》《山本》，每一部都給人意外的驚喜。張煒以長篇《醜行或浪漫》等，韓少功以長篇《日夜書》、短篇《第四十三頁》《怒目金剛》等，王安憶以長篇《富萍》、中篇《驕傲的皮匠》《向西，向西，向南》，鐵凝以長篇《大浴女》《笨花》和《逃跑》《春風夜》等一批短篇，遲子建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一匹馬兩個人》等一批中短篇，方方以長篇《水在時間之下》《軟埋》、中篇《奔跑的火光》《萬箭穿心》《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等，范小青以長篇《赤腳醫生萬泉和》和一批反映現代人生存之荒誕的短篇如《我們都在服務區》《誰在我的鏡子裏》等，劉震雲以長篇《一句頂一萬句》，葉兆言以中篇《玫瑰歲月》、短篇《寫字桌的1971年》等，李銳以長篇《張馬丁的第八天》，閻連科以長篇《堅硬如水》《受活》，保持著昔日的藝術水準，在某些方面還有新的突破，如范小青在50後作家裏對現代人的生存情狀觀察到了精神層面，發展了小說文體的藝術功能。李佩甫的中原寫作獨樹一幟，長篇《城的燈》《生命册》等，寫出了中原人的命與魂。陳應松關注底層社會問題，以《馬嘶嶺血案》體現了他的現實主義寫作的雄勁風格。劉醒龍走出新現實主義後，新世紀以《聖天門口》《蟠虺》《黃岡秘卷》等長篇刷新了他個人也刷新了湖北作家在當代文壇上的名次。

　　60後作家亦不遑多讓。從先鋒小說走出來的格非、蘇童在新世紀頻頻出手，已儼然當代小說大家。格非的長篇《人面桃花》預示了他寫精緻的史詩的可能性。蘇童不僅有摘得茅獎桂冠的長篇《黃雀記》，新世紀他在短篇上著力甚多，有《茨菇》《西瓜船》《拾嬰記》等顯示他的短篇敘事才能。畢飛宇是新世紀才爆紅文壇的60後小說家，是排行榜上出現最多的作家之一，長中短篇幾乎無一不精。長篇有《平原》，中篇有《青衣》《玉米》，短篇有《地球上的王家莊》《大雨如注》《兩瓶酒》《虛擬》等，篇篇都讓評論家們無法拒絕。華東師大畢業的李洱是格非的學生，創作別具一格，長篇《花腔》《龍鳳呈祥》《應物兄》，讓人感覺其勢頭不可阻擋。麥家是一位才子，善於控制敘事節奏，但能產生強烈的閱讀沖擊。長篇《解密》、短篇《兩位富陽姑娘》是當代小說裏不可多得題材類型。同是江浙作家的艾偉，長篇《愛人有罪》《風和日麗》和短篇《遊戲房》和《中篇1或短篇2》在觀念與技巧上都俱有明顯的現代性。紅柯是陜西作家裏的另類，新疆生活使他的小說帶有關中寫作少有的浪漫色彩，長篇《西去的騎手》讓他一炮走紅，可惜英年早逝阻斷了他進軍茅獎的腳步。移民歸來在大學任教的閻真，以《滄浪之水》在官場寫作中開辟出了知識分子的自省之路。同樣在高校任教的女作家阿袁，創作了一批風格相近的儒林婉諷詩小說，以《鄭袖的梨園》、《子在川上》為代表。70後作家裏學院派占了上風，北大畢業的徐則臣和石一楓，表現都不俗。徐則臣的長篇《耶路撒冷》、中篇《跑步穿過中關村》，石一楓的《心靈外史》《世間已無陳金芳》，足以確立他倆著名青年作家的地位。70後小說作家已是一個足夠龐大的隊伍。一些文學大省裏都有女作家充當支柱，她們的名字也常見於榜上，如江蘇的魯敏和河南的喬葉。魯敏的有長、中、短篇《六人晚餐》《奔月》《方向盤》證明其實力，喬葉有長篇《我是真的熱愛你》《認罪書》和短篇《取暖》顯示其才情。80後以張悅然和笛安為代表，她倆都有國外留學的經歷，張悅然的《誓鳥》和笛安的《圓寂》都表明80後對韓寒、郭敬明那波人的超越。如果就代際論，還有另一種「80後」，即年屆八十的老作家還在筆耕，且有作品登上排行榜，如王蒙的中篇《奇葩奇葩處處哀》，徐懷中的長篇《牽風記》。他倆上世紀50年代都以創作成名，寫作生涯長達大半個世紀，堪稱奇跡。

　　並不是所有的排行榜作家都要以代際論。有些作家哪怕只上榜一兩部作品我們都不能忽視其在新世紀小說中的地位，如寫《中國一九五七》的尤鳳偉、寫《麥河》的關仁山，寫《小尾巴》的曹文軒，寫《少年張沖六章》的楊爭光、寫《藏獒》的楊誌軍，寫《繁花》的金宇澄，寫《黑白的》儲福金，寫《瓦城上空的麥田》的鬼子，寫《篡改的命》的東西，寫《我疼》的陳希我，寫《所有路的盡頭》的弋舟，寫《憤怒的小鳥》的余一鳴，寫《湯因比奏鳴曲》的寧肯，寫《一段被虛構掩蓋的家史》的薛憶溈，寫《軟肋》的王手，寫《白豆》的董立勃、寫《水乳大地》的范穩，寫《歸來》的王祥夫，寫《果院》的石舒清，寫《吉祥如意》的郭文斌，寫《命案高懸》的胡學文，寫《靈魂課》的朱山坡，寫《花被窩》的曉蘇，寫《槍斃》的劉榮書，寫《綠皮車》的南翔，寫《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的秦嶺，寫《雙驢記》的王松，寫《中年婦女戀愛史》的張楚，寫《街上的耳朵》的鐘求是，寫《七層寶塔》的朱輝，寫《大漠祭》的雪漠，寫《祭語風中》的次仁羅布，寫《摩擦取火》的陳倉。新世紀女作家所占的比例可能大大超過八、九十年代。她們都帶了作品上榜，如寫《生活秀》的池莉，寫《萬物花開》的林白，寫《紅色娘子軍》的蔣韻，寫《歇馬莊的兩個女人》的孫惠芬，寫《手術》的盛可以，寫《負一層》的黃詠梅、寫《地氣》的葛水平，寫《淡綠色的月亮》的須一瓜，寫《陌生人》的吳玄，寫《六月半》的付秀瑩，寫《彼此》的金仁順，寫《永遠的謝秋娘》的潘向黎，寫《故障》的周瑄璞，寫《錦衣玉食的生活》的方格子，寫《聽一個未亡人講述》的裘山山，寫《狡猾的父親》的姚鄂梅，寫《松林夜宴圖》的孫頻，寫《長河》的馬金蓮。排行榜注重推出新人，上述作家有很多都是因為上了中國小說學會的排行榜才引起關注。中國小說學會的排行榜還將海外的新移民小說納入評審範圍，擴大了當代文學的文化版圖。影響廣泛的有嚴歌苓的長篇《小姨多鶴》《陸犯焉識》，中篇《誰家有女初長成》，張翎的長篇《勞燕》、中篇《余震》，陳河的長篇《外蘇和之戰》，張惠雯的短篇《醉意》，陳謙的中篇《特蕾莎的流氓犯》，王瑞蕓的中篇《姑父》，曾曉文的短篇《金塵》，二湘的中篇《罌粟，或者加州罌粟》等。新移民作家多半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移民海外，既有中國生活經驗，又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染，在視界融合裏的寫作給當代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文化成分和經驗形式。

　　縱觀新世紀小說，不少作品在對歷史與現實、城市與鄉村、文化與人性的自由書寫中保持了較高的思想和藝術水準，這是我們對當下文學進行初始經典化的理由和基礎。

[註1] 楊經建在《論「紅色經典」的經典性意義和經典化定位》裏將經典分為「文學史經典」和「文學經典」，可參看。
[註2] 陳曉明.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文學的創新之路[J],東吳學術，2018,（5）.
（節選自<新中國小說70年：從一種經典到另一種經典>）

（原載於《北京教育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

作者簡介

畢光明，著名文學評論家。武漢大學文學博士，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小說學會名譽副會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監事長。長期致力於中國當代純文學的歷史批判與作家作品研究,在《文學評論》、《文藝爭鳴》、《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文藝理論與批評》、《南方文壇》、《當代文壇》、《中國文學批評》等刊物發表論文近二百篇，其中有相當比例為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專題全文轉載，出版有《文學復興十年》、《虛構的力量——中國當代純文學研究》、《批評的支點——當代文學與文學教育》、《純文學視境中的新時期文學》、《純文學的歷史批判》等學術專著。連年獲科研獎、教育獎、學術論文獎等重要獎項。至今仍活躍在文學評論領域中，並關注新移民文學的研究與成果。

（發佈於11/4/2023國際聯合文學特刊第28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