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回憶》園地 第 6 號）

巫一毛

故鄉，是從上小學開始填沒完沒了的表格裡所謂的「籍貫」。字典解釋為「祖居，個人出生或長期住過的地方。」

故鄉，是能讓一個李白似的遊子「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至親至愛，牽腸掛肚的地方。無論他走到天涯海角，想起家鄉的小吃，就會垂涎；偶聞久違的鄉音，便能落淚。

因「偉大領袖」一句話，而停學離城的成千上萬知識青年們，常把自己上山下鄉的地方稱為「第二故鄉」。言外之意，原有「第一故鄉」。   

請聽「知青之歌」：   

        我坐在煤油燈旁，

        低頭思故鄉。

        風兒吹得燈苗兒晃，

        我們的生活多麼淒涼。

        啊，親愛的爹娘，

        請不要為兒悲傷。   
       

偶爾聚會，唱這首歌時，我總比別的女知青哭得更傷心。因為我連哪兒是我的故鄉都不知道。   

母親常嘆著氣說：「咱們家是屬鼠的，老愛搬家」。

父親家祖居福建閩侯，從曾祖父起移居江蘇揚州。甭提父親沒去過福建，連祖父都沒拜過祖墳。福建人，我是想算也算不上的。

父親十多歲時因戰亂離開揚州，再也沒回去住過。雖然別人說「揚州出美女」時，我會笑著敲個邊鼓「我爸爸是揚州人」，卻從來也沒敢說過「吾思揚州冷（我是揚州人）」。   

我出生在北京。呱呱落地前七個星期，父親因「極右份子」罪被發配至北大荒勞改。生殺予奪的北京國際關係學院一不做二不休，把母親流放到安徽。母親在滴水成冰的寒流裡抱著襁褓中的我，牽著三歲的哥哥，踏上南下的列車。您說，咱能把那缺德地兒當故鄉麼？   

母親是道地的天津人。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母親把奄奄一息的我從餓死了幾百萬人的安徽送到姥姥家住過三年，保住了我的小命。四歲離開天津時，我講一口標準的天津話。可是一回合肥，天津味兒很快就都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夾著「雞滋」不分的合肥音的普通話。天津人，俺趕嘛兒（我怎麼）也算不上。   

父親從勞改農場放出後，來到合肥。不久，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家被抄多次。父母雙雙關入牛棚後，十一歲的哥哥和九歲的我成了小父母，帶著四歲的弟弟住進一個孤兒院似的地方。作為小右派，狗崽子，我受盡侮辱，毆打，還差點兒病死。

終於離開牛棚，見到久別的孩子們，父母又立即被迫全家下放到霸王別姬的和縣。我坐在顛簸的大卡車上，一路哭著、吐著離開了讓我失去童年的合肥。   

我們落戶到高莊生產隊。隊長貪污了那點可憐的安家費，只把隊裡的倉庫隔了一間半讓我們住。那泥地、泥牆、草頂的茅屋，成了我們的棲身之所。親身體驗到杜甫「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後屋漏牆塌的辛酸。五年後父母半平反去位於蕪湖市的安徽師範大學。我的合肥普通話裡又添了和縣腔。   

安師大分給我們家一間倚學校圍牆用蘆席搭的棚子。盛怒之下，我把房管處帖在棚門上「外語系，巫寧坤」的紙條，撕個粉碎。父親找領導據理力爭，得到了一間用蘆席將原先的小教堂隔成八戶住房的地方。我們與天主和其它七戶人家同在一個屋簷下生活。八家人共用一個廁所，一個水龍頭。教堂裡沒隔音，回音卻特別好。一家有人放屁，八家都享耳福。蕪湖話還沒學全，我就高中畢業了。子槓(你說)，這也能算故鄉麼？

「出身不好」，我只得去涇縣深山里插隊。村里沒房子給知青，把附近的大隊部所在茅屋用竹篾隔出間屋子給我。進山第二天，正巧下雨不出工，一個鄰居來串門。他一聲喝喊「阿殺怒依拉（外面下雨呢）」，差點兒把我嚇死。涇縣話也就沒敢學。   

那時候，每天不是上山採茶、砍竹、伐木就是下地插秧、割稻、施肥。我像「智取威虎山」裡的小常寶那樣「盼星星，盼月亮，只盼著深山出太陽」，只盼著早日還故鄉。儘管我寫道：   

        故鄉在何方？

        天地兩茫茫。

        勸儂解愁腸，

        月亦照爹娘。

文革後第一次高考，我有幸上了大學，結束山鄉磨難。   

一九八一年，幾經周折，我來美國自費留學，洋插隊。作為外國學生，移民局規定每學期必須拿滿十二個學分，勞工局不准幹合法工作，公立學校照收不亞於私立學校的外國學生學費，每學分幾百美金。   

沒有綠卡，我只好「打黑工」，幹拿現金的雜活，每小時只能得到比法定最低工資三塊三毛五還低的錢。   

我替一家意大利人帶兩個孩子，換取食宿。頭頓晚飯，我剛盛了一勺水果沙拉，還沒放到自己的盤子裡，女主人開口了，「那不是給你吃的。葡萄可貴著呢。那才是為你準備的」。她指指牆角的一大盒方便麵。   

在接下去的幾家受夠類似的罪之後，我租了個便宜地方自己住。   

房東在獨生女兒小的時候，為她在後院大樹上造了間遊戲屋。合成板拼就的地板、牆壁、樓梯，薄薄的門和房頂，冬涼夏暖。撿來的一張單人床墊，一把椅子，一張書桌，就把它塞滿了。女兒上大學後，房東在地上另造一間更小的有水電的屋子。裝上簡陋的洗滌槽、淋浴、抽水馬桶、冰箱、電爐，便成為廚房兼廁所。   

我送空中樓閣一個暱稱──鳥窩。我也窮得吃起「鳥食」。餓急了，便嚼半美金一大包的生葵花子充飢。   

在鳥窩裡唸完研究院，開始找合法的、能為我辦綠卡的實習工作。因為沒有在美國合法工作的經驗，眼見實習期快過了，工作還沒影兒。我咬咬牙，飛出鳥窩，在單間公寓裡與剛認識的美國公民築起新巢。   

婚後，本著「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的信念，我承擔了所有家務。拿到綠卡後，找到相當不錯的工作。我精打細算，省吃儉用，我們很快就買了所挺大但需要修理的房子。

搬家那天早上，他看看地上堆的、我頭天裝好的箱子，丟下句話「怎麼這麼亂？真讓我頭痛」，便揚長而去。   

有了房子，我開心地在週末和每天下班後自己忙著為裡外油漆，給廚房廁所鋪瓷磚，替車庫裝置自動開門器，在前後院植花種樹。懷孕後也沒歇過。他從來不動手，有空時，要麼去游泳，要麼打高爾夫或籃球。   

預產期將至，我向公司請了假。待產期間，我設計了前院的自動澆水系統，買來各種管道電線零部件，開始施工。大腹便便，彎不下腰。一個炎熱的星期六下午，我跪在地上揮鎬刨埋水管的溝。鄰居看到問我「你丈夫呢？這樣傻幹會弄得早產的」。我笑笑，抹去額頭的汗珠。「他在看電視。沒關係，已經超過預產期五天了」。

結婚十四年，生了兩個孩子，我倆還是在千禧年分道揚鑣。我買不起屬於他的那一半房子，又不忍馬上搬家。那是我住過最久的，可以成為孩子們故鄉的家啊。「我租你那一半，讓我和孩子們住到他們上大學再賣好嗎？」，我眼流淚，心滴血。「不可能，我不住，誰也別想住」。他斬釘截鐵地答道。

那晚，等孩子們進入夢鄉，我從客廳慢慢走到廚房，撫摸著我裝修的每塊磚、每寸牆，任由淚水流淌。待月芽兒跳上山巔，我由前院緩緩行至後院，輕觸著我栽植的每棵樹、每株花，喃喃訴說斷腸。   

離婚後四年，我帶著孩子們又搬過四次家。   

明年，我在美國住過的時間就比在中國還要長了。雖然有時說英文比說中文順口，可訓不懂中文的孩子們時，冒出的往往是帶著和縣腔的合肥普通話。如果洋插隊的美國可以被稱為我的第二故鄉，中國也能被算作我的第一故鄉吧。   

今生今世，恐怕是沒有可以讓我夢牽魂繞的故鄉了。

（作者完稿於2004年6月3日46歲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