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雜文】(第 140號) 傅正明
莎氏人文主義的另一個面相，是樂山樂水的智慧和仁愛的情懷。莎劇《特洛伊羅斯和克瑞西達》中有句話說，「人性自然輕輕一觸，整個世界就親暱起來。」（One touch of nature makes the whole word kin. III. iii.）此語被引用時，往往斷章取義用來彰顯人與大自然的親暱關係。我之所以一詞二譯，是因為在伊麗莎白時代，nature 一詞兼有這兩方面的含義。在《理查二世》中，博林布羅克在流亡中心生抱怨時，他的父親剛特以化苦為樂的人生哲學告誡兒子，以大自然的啼鳥香花作為人生親近的伴侶：
把低唱的鳥兒當作樂師，把腳下野草當作迎賓室鋪撒的燈芯草，把路邊鮮花當作佳麗，信步所至也有舞蹈的韵致，輕鬆自在，笑對塵煩，即使它長有毒牙也噬咬無力。（第 1 幕第 3 場）
由此可見，作為典型的人文主義者，莎氏既頌揚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又解構人類中心主義，把人與萬物拉平。這是與主張「眾生平等」的佛教相通的禪宗人文主義。我們可以在莎氏作品中挖掘生態環保的信息，發現西方後現代社會的後人文主義（Posthumanism）精神。後人類研究學者沃夫（Cary Wolfe）在〈什麼是後人文主義〉一文中指出，後人文主義把人類歸還給形形色色的自然物種之一，拒絕任何基於人類中心主義的主張。因此，人類無權肆意摧毀大自然，人權應當與動物權並行不悖。法國作家蒙田早就在《散文集》（Essais）中有長文專論，人並不比野獸更好，「妄自尊大是我們天性的原始病態。人是所有生物中最易釀造災難、最脆弱的，但也是最狂妄的。正是通過類似的想像的虛榮，人把自己等同於神，把自己歸於神聖境地，把自己從其他生命群體中挑揀出來，把自己與別的動物分開。」蒙田所持的是一種否定的人文主義（negative humanist）哲學，是通過否定人的如神狀態，否定人類中心主義來把握人的精神和現實狀況，人可以通過思想和行動來推進人性的昇華。有所不同的是肯定的人文主義（positive humanism），聚焦於人應當怎樣經由選擇生活得更好，怎樣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從而日益接近與神合一的境界。這兩類人文主義與現代存在主義哲學相通，也許可以殊途同歸。
歐洲啟蒙運動原本是斷代史現象，但啟蒙哪朝那代都有，應當視為通史現象。作為人文主義的莎氏，同時是一位偉大的啟蒙思想家。蠟燭和火炬是他的最動人的啟蒙之象徵。例如，《威尼斯商人》中的鮑西亞──作為富於人文精神的典型女性人物，欣喜地說：
看，我的廳堂裡燃燒的明光，小小蠟燭照四方！在胡鬧的世界善行同樣閃亮。（第5 幕第1 場）
That light we see is burning in my hall. How far that little candle throws his beams! So shines a good deed in a naughty world. (V.i.)
《羅密歐與茱麗葉》中也有類似的啟蒙之象徵，可以用雙重閱讀來解讀：它既是羅密歐對茱麗葉的讚美，又是啟蒙哲學的生動隱喻：
啊，是她，示範火炬如何燃燒噴焰，烘托著她那高懸黑夜面頰上的純美。（第 1 幕第 5 場）
O, she doth teach the torches to burn bright! Her beauty hangs upon the cheek of night, (I.v.)
此處首先以動詞「教」（teach）把茱麗葉喻為一個教師，彷彿是黑暗中的一位靚麗的啟蒙教師，火炬自然成了原本蒙昧現在頓悟的學生，點燃了自身的內光。
一個人既要捍衛自身的價值，也要捍衛他人的價值，因此萌生利他精神。利他主義，在《一報還一報》得到高度評價，劇中文森修公爵這樣讚美安哲魯：
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並非你的專利，獨善其身便是懿德的破費，太可惜。上天生下的我們，好比我們擎起的火炬，火熊熊不僅僅照亮自身；因為我們的懿德倘若只能自惠自利，那就等於零。（第 1 幕第 1 場）
iThyself and thy belongings Are not thine own so proper as to waste Thyself upon thy virtues, they on thee. Heaven doth with us as we with torches do, Not light them for themselves; for if our virtues Did not go forth of us, ’twere all alike As if we had them not. (I.i.)
此語不妨譯為一首類似於詠物詩的七絕：
火炬松明非為己，熊熊照亮夜行人。德行在我應他惠，不負蒼天原道心。
儘管後來出任臨時攝政的安哲魯有偽善的一面，但文森修的這段話，以輝煌的火炬為後世歐洲啟蒙哲學提供了開啟心智的意象。所謂「啟蒙」，即啟人「覺悟」，相當於佛家所說的「開示」。古老的希臘文化與佛教的整合，已經被稱為「希臘佛教」（Greco-Buddhism）。莎學研究中，已經出現了特殊的佛教視角，例如，美國作家拉莫尼卡（Mark Lamonica）的《打佛：莎士比亞的神秘世界與佛教》。作者自稱書名靈感來自看重自悟的臨濟禪師之名言，「逢佛殺佛，逢祖殺祖」。作者認為，這句話的含意是，「我們要殺死阻擋道路的一切，不必盲從或崇拜佛陀，或莎士比亞，或任何別的人物。我們必須如佛陀所說的那樣，發現內在於我們的佛，成為自身的主人。」 在這種意義上，莎氏堪稱獨覺佛，即在佛教沒有傳入的地區無師自通的覺悟者。滲透啟蒙精神的莎劇《理查二世》第 2 幕第 2 場的兩行臺詞，拙譯為一首五絕：
慰藉在蒼天，凡人塵世間，憂傷苦痛外，滿眼空無邊。
Comfort’s in heaven; and we are on the earth, Where nothing lives but crosses, cares and grief.
此語雖然出自劇中人之口，卻可以視為作者本人的思想。這種既見空又入世的責任感，強烈地體現在佛陀的法教和莎劇的精神中。例如，在《暴風雨》結尾的臺詞中表現得異常鮮明。該劇的主題之一，借用佛家語，可以說是人的野蠻性或魔性經過陶冶的證悟。
出於共同的人性，即使是如羊的民眾，也有其野蠻殘暴的一面，如艾內斯特．德．塞林柯（Ernest De Selincourt）在《英國詩人與民族理想》一書中指出的那樣：莎劇中的民眾，往往「善變、愚昧或殘暴」。而他們的自我馴化，像有同樣信仰的貴族一樣，是通過基督的「牧養」來進行的，同時也是通過自我馴化來進行的。因此，可以說，在莎劇中既可以看到狼和羊的殘暴，又可以看到一種狼羊共舞的互動和自我馴化。
弗洛伊德，堪稱啟蒙運動在性學領域開宗立派的大師。他的闡述主要基於莎氏作品，因此，莎士比亞被譽為「精神分析學之父」。精神分析的重要概念，例如自戀（Narcissim）、原型（the archetypes）、個性化（individuation）和「欲望」（Desire）的界定和新詮，大都是從莎氏的文學形象中概括出來的，重點在於人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啟蒙。
精神分析有助於我們發現莎劇中的各種人物隱秘的心靈世界，展示他們內在的風景。弗洛伊德發現了人的潛意識的巨大冰山。在探究人的心理和行為模式時，他把人格劃分為「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部分。按快樂原則行事的「本我」是我們的原始情慾。「自我」根據現實原則來滿足「本我」的需要。「超我」遵循道德原則，致力於完美的追求。由於「超我」的社會良知與「本我」的個人欲望相牴牾，「自我」時常像鐘擺一樣左右晃蕩，發揮了平衡作用。《哈姆雷特》中的王子身上的這種人格結構，可以說投射在他周圍的四個人物身上：他的叔父克勞迪斯象徵他的本我的欲望，他在母親和奧菲利亞身上尋找自我認同，他的父親老哈姆雷特充當了道德警察的角色。歌德早就在他的名著《威廉．麥斯特的學徒歲月》（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中，分析過奧菲利亞這個角色。不少作家步歌德後塵，在奧菲莉亞身上看到許多與王后相似的特徵。這是王子熱戀奧菲利亞的深層原因。在亡父鬼魂的催促下處在認同的兩難中。因為依照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甫斯情結」（Oedipus complex），哈姆雷特原本有潛意識的反父戀母傾向。後來由榮格在《精神分析理論》中命名的女孩的「伊拉克特拉情結」（Electra complex），即戀父情結表明，無論男孩還是女孩在與父母的三角關係中，均處在認同的兩難之中。榮格認為女孩從童年時代開始戀父情結，一般經過三個階段：先戀母親，後戀父親，可能會嫉妒母親，最後有可能得到健康的解決。以戀母情結分析哈姆雷特，在莎劇的精神分析批評中十分常見，奧菲利亞的瘋癲，也有她的父親死亡的陰影，即她的戀父情結的影響。
此外，精神分析對生命的雌雄同體現象之分析頗為精采，值得深思。雌雄同體的想像原本來自柏拉圖對話錄《會飲篇》中的一個神話：太初之時，人有兩個腦袋四手四足，後來被神一分為二，我們因此不斷尋找自己失落了的一半。中國人早就根據陰陽學說把剛柔相濟視為完美的性格。老子《道德經》也有「知其雄，守其雌」的古訓。這種人格理想與精神分析的審美追求不謀而合。心理學家卡爾．榮格把雌雄同體視為人類的集體潛意識的一個原型，是獨立個體的性格中對立面的整合，象徵著人的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動態發展和充分展開。依照希伯來聖經，「精神上雌雄同體」（Spiritual Hermaphrodite）的原人亞當，是依照雙性的 Elohim（上帝）的形象創造的，但他不再是生理上的雌雄同體，此即雌雄同體的悖論。在布萊克的史詩《耶路撒冷》（Jerusalem）中，「永恆的雌雄同體」（the eternal androgyne）的概念，指的是完美的人的藝術形象，被視為人類最終的理想人格。但是，我想用中國文化概念對雌雄同體的悖論進一步申論，並用於莎氏的藝術形象的分析：雄性有同一枚硬幣的英氣和霸氣兩個方面，雌性有柔性和奴性兩個方面。雌雄同體因此有正面和負面之分。英氣與柔性的結合，形成正面的健全的剛柔相濟之美，霸氣與奴性的結合形成負面的變態的雌雄同體，類似於阿多諾在《威權人格》（The Authritarian Personality，1950）中分析過的那種欺下媚上、欺軟怕硬的變態人格。阿多諾認為，獨裁者和種族主義者或民主主義者也會沾染這種習氣。野心家向上爬時表現出來的謙恭，或一個國家的獨裁者在國際關係中遇到大獨裁者時，難免如此。魯迅在〈燈下漫筆〉中深刻地指出，「奴性極重的人，對同類一定極其凶殘。因為他們從奴隸主那裡失去的自尊，需要從同類中得到補償。」此語可以視為對威權人格的絕妙的精神分析。《凱撒大帝》中佯裝謙恭的凱撒，《威尼斯商人》和《奧賽羅》中歧視作為弱者的猶太人和黑人的人物，像聽命「元首」的法西斯主義者一樣，大多帶有這種人格。健全的雌雄同體的典型，是十四行詩第 20 首描繪的詩中「我」的「雄性情婦」（master-mistress），此人不是生理上的雌雄同體，而是大自然女神創造的精神上的剛柔相濟之楷模，永恆的愛和美的象徵：
造化丹青筆，畫幅美女圖――
你呀你，作了我雄性情婦；
芳心柔嫩，明鏡無染，
不像悍婦時髦女郎生變故；
雙眸光壓眾芳，流轉不滾假眼珠，
顧盼之處，純金鍍亮黃土；
英雄瑰態，統領天下翹楚，
竊得君子回頭，攪亂淑女靈府。
天工原本想畫女相，
可她定稿時六神無主，
添一筆犯了個小小錯誤――
那傢伙是我不中意的玩物。
造化為你塑身想讓女人享大福，
我得真情，聽由她們逗你愛撫。
（注：本文為傅正明新著《愛文的天鵝：誰是真正的莎士比亞 ？德維爾筆名背後的秘辛》（台灣唐山出版社，2024年）第七章連載之一，略有刪節，注釋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