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雜文】(第 138號)

傅正明

西文的「文化」（culture）一詞，最初由羅馬哲學家西塞羅界定為「靈魂的教化」。支撐西方文化的兩大支柱是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既平行又互補的精神。美國學者布魯姆（Allan Bloom）在《耶穌與耶和華》一書中指出，「《新約》從頭到尾均以《舊約》的後續為特徵。只有部分例外，來自耶穌的箴言妙語和比喻。哈姆雷特、齊克果、卡夫卡都是耶穌之後常用反諷（irony）的人。西方的一切反諷都是耶穌的玄奧（enigmas）／謎題（riddles）的重複，與蘇格拉底的反諷揉合在一起。」布魯姆給我們的啟迪是多方面的，首先，解讀莎士比亞需要兩把文化鑰匙，即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筆者曾將反諷簡明界定為──尖銳的鮮明對比藝術所造成的意外之審美驚奇。蘇格拉底的反諷與邏輯學中的歸謬法密切相關，他曾經誇自己是美男子，因為他凸出來的牙齒便於吃，凸出來的金魚眼便於視，而他真正要說的是──有用不一定很美。這樣的反諷，像悖論（paradox）一樣，接近禪宗公案。存在主義大師齊克果在《哲學片段》 中以嘲諷的口吻說道：「沒有悖論的思想者，如無情之戀人，屑小庸碌之輩。」反諷中的言詞的反諷（verbal irony）猶如反語，往往正話反說，像司馬遷《史記．滑稽列傳》中的優旃一樣，「言非若是，言是若非」。

莎劇中的弄人或小丑等喜劇人物同樣如此。《哈姆雷特》中的王子，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個喜劇丑角，他對悖論作了一番解說。奧菲利亞對王子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殿下，美能比真誠有更好的商業價值嗎？IV.v.」奧菲利亞之所以有此一問，是因為在她所處的時代，女性的「顏值」受到男權的左右。在她的父親和哥哥眼裡，王子不會真正愛她。她的唯一價值是貞操，一旦失去貞操，除了對於真正愛她的「破處」的男子以外，對於別的男子一錢不值，至少要打些折扣。王子「破處」，由瘋癲的奧菲利亞在通過敘述別人的歌謠中透露出來：一個情人節的傍晚，在窗前門口，「她進去是閨女（maid） ，出來是婦人（maid） 。IV.v.）此處原文 maid 一詞兼用二義，一是處女，二是女人。可是，隨著劇情的轉折，王子已經誤解奧菲利亞，認為她不說真話，不知道她處在她的父親，即充當國家偵探的御前大臣的監視之下。因此，王子回答奧菲利亞說：

美的力量會很快把忠貞的本來面目變成一個蕩婦，比忠貞的力量把美轉化為他的類似肖像變得更快。有時這是一個悖論，但現在時間驗證了這一點。

在這裡，時間是三維空間的第四維，在王子從熱戀到懷疑的流變中，解構了亭亭玉立的奧菲利亞的立體的美。

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堪稱莎氏全部著作的精神源泉。莎氏與希臘文化的聯繫，首先在於借鑑或重寫了不少希臘神話。柏拉圖構想的洞穴之喻，早就告訴人們──塵世的美是虛幻的。在莎劇《暴風雨》中，荒島就像柏拉圖描繪的洞穴，島上的幾個人對現實的看法，被普洛斯彼羅和愛麗兒的魔法蒙上了陰影，只能看到虛象，像井蛙一樣只能坐井觀天。在當代社會，柏拉圖的洞諭和莎劇《暴風雨》的寓言，仍然有振聾發聵的意義。

不難發現，《暴風雨》和《仲夏夜之夢》貫穿著一條希臘文化線索，羅馬文化與之一脈相承。文藝復興時期，作為一種人生哲學的人文主義，可以追溯到前蘇格拉底哲學，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最早表達了對諸神的不可知論，強調人類短暫生命的價值判斷。因此，柏拉圖對話錄《普羅泰戈拉篇》得出的結論是：有智慧才能有美德，無知是罪惡的源泉。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的智慧，要義在於通過推理來認識每個人自身的無知，探索美德的本質。亞理斯多德推崇的理性主義和基於人性的倫理體系，鮮明地表現在他的《詩學》和《尼各馬可倫理學》中，這是與人文精神平行的，對莎劇，尤其是他的晚期戲劇有深遠的影響。莎氏在《馴悍記》等戲劇中，多次提到這位偉大的先哲。後來，伊壁鳩魯（Epicurus）發展的以人為本的哲學，與斯多葛學派一樣，相信人類行為的目的是擺脫痛苦和恐懼，追求身心的愉悅。這種人生哲學經常體現在莎劇塑造的人物身上。《凱撒大帝》中的凱歇斯，自稱他一度十分信仰伊壁鳩魯的哲學思想（V.i.）。無可置疑，伊壁鳩魯的精神原本滲透在勃魯圖斯的血液中。在《一報還一報》中，當公爵故意想讓伊莎貝拉相信克勞迪奧已被處決時，他安慰她說：「但願他從此得到安寧！此種人生才是更好的人生，不再害怕死亡，比恐懼地活著更好一些。V.i.」此語完全可以從劇情中抽離出來，作為伊壁鳩魯的生死哲學的詮釋。

在莎劇舞臺上，不時出現希臘悲劇的女性形象，通過對婦女的同情和尊重，來強調對每個人的價值的尊重。例如，在《特洛伊羅斯和西達克瑞》(II.ii.)中，由於誘拐海倫導致血腥的戰爭，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勸告國王說：

讓海倫回去吧，因為這個麻煩惹起的第一把劍已經喋血，千萬犧牲品的每一個靈魂都像海倫一樣寶貴。

在這場關於人的價值的思想交鋒中，赫克托充當了作者的喉舌，體現了早就在希臘文化中萌芽的人文精神，是與好戰的野蠻主義針鋒相對的，表現了作者的普世關懷和終極關懷。

異曲同工的是，在莎劇《亨利五世》(IV.i.)中，當亨利王化裝為普通一兵與幾個士兵交談時，他聲稱國王發動的戰爭是師出有名的正義戰爭，然而，士兵威廉斯表示他不能理解這一點，進而對這場戰爭提出了質疑：

可是，假如這戰事並非義師善舉，那國王頭上的這筆賬就得算清。在一個戰場上斷腿斷胳膊拋頭顱的，就會在末日審判時重新聚集，就會齊聲哭號，「我們就死在這個地方！」有的在咒駡，有的在喊軍醫，有的在哭訴他們撇下的苦命的妻子，有的在叫嚷他們還來不及還清的債，有的在悲號他們撒手沒管的孩子。我只怕戰死疆場的大多不得好死！既然讓他們白白流血，還有什麼仁慈可言？唉，假如這些戰士死於非命，那麼，把他們領到死路的國王就是黑色孽障。

在威廉斯身上體現的基督教人文主義，同樣提升為普世人文主義。莎劇《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描寫的吃人肉的原始野蠻，既是嗜血的歷史事實，又是一個關鍵隱喻，帶有人類學的意義，提出了與之相關的道德問題，暗示了食人宴席終將散場。美國人類學家戈德斯坦（David B Goldstein）在評論該劇的〈烹調者與食人者〉一文中指出：

「《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通常是在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的對話中來解讀的。······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吃人肉的需要導致的自我／他人的邊界的崩塌，並沒有使得雙方得到解放，反而使得雙方退化了。在《泰特斯》中，這種消費的啟迪在於對吃人者自身的非人性的揭露。」

《哈姆雷特》、《麥克白》和《威尼斯商人》，可以更多地見出希伯來文化的色彩和基督教人文主義（humanism）精神。這種理想是從中世紀的神本主義（theocentrism）和經院哲學的窠臼中擺脫出來的。美國學者布里松（Michael Bryson）和莫夫西安（Arpi Movsesian）在《愛及其批評家》（Love and its Critics）一書中，梳理了從聖經《雅歌》到莎氏和密爾頓的詩歌傳統及其愛的主題，認為莎氏顛倒了一種傳統觀念，「將個人視為目的本身，而不是實現更高目標的手段。」這無疑是人文主義的核心。莎劇中最精彩的關於人文主義的議論，首推《哈姆雷特》(II.ii.)的著名獨白。王子佯狂後，國王和王后派人前來打探虛實，王子就此大發感慨，朱生豪先生的中譯如次：

人類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傑作！多麼高貴的理性！多麼偉大的力量！多麼優美的儀表！多麼文雅的舉動！在行為上多麼像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麼像一個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可是在我看來，這一個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麼？人類不能使我產生興趣，不，女人也不能使我產生興趣。

朱譯依照的是牛津版莎士比亞全集（The Oxford Shakespeare），主人公以接踵而至的感嘆號高揚了人類的自豪。但是，阿登版莎士比亞全集（The Arden Shakespeare）不用感嘆號而用疑問號，拙譯如次：

人是一件怎樣的作品！理性究竟怎樣高貴？能力究竟怎樣無限？儀表和言行怎樣才端莊而值得推崇？行動要怎樣得體才像天使？識力要怎樣明察才像天神？大千世界的崇高秀美，動物王國的靈長至尊；可是，對於我，這濁泥的根器人世的精華究竟是什麼？人不能使我愉快；不，女人也乏味；儘管你們的微笑似乎在訴說開心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哈姆雷特讚揚了人之後，繼而加以貶抑，因為他同時看到了人性的黑暗面。這一面厚黑地表現在篡位的國王和同謀的奸佞身上，因此，這段臺詞，完全可以反過來道出其悖論色彩：人是一件多麼污穢的作品！多麼卑下的理性！多麼渺小的力量！多麼醜陋的儀表！多麼粗俗的舉止！論行動，多麼像魔鬼！論智慧，多麼像狐狸！宇宙的渣滓，萬物的敗類！

《仲夏夜之夢》表現的是雅典大公爵忒修斯和希波呂忒的婚禮為中心的一連串故事。英國作家維維安（John Vyvyan）在《莎士比亞與柏拉圖式的美》中指出：該劇的一對伉儷在良宵美景中的夢幻故事的主題，揭示了一個轉折點，「把一場戰爭變為一場婚禮，把一柄劍變為一枚戒指，從混亂中釀生出美的轉折點。」由此可見，在維維安看來，該劇既體現了希臘文化的審美理想，又體現了基督教「鑄劍為犁」的人文精神。

同情或憐憫情感是人文主義的核心。激發觀眾和讀者對人類苦難的同情，正是莎氏的天才特徵。這一點最鮮明地表現在《李爾王》的悲劇中，例如李爾王流落暴風雨中的荒野時的一段獨白：

可憐的衣不遮體的窮人寒士，無論何處，你們慘遭無情風暴的拋擲，頭上無片瓦，腹中無粗食，千孔百納的襤褸，怎能抵御風侵雨蝕霜雪侮？我竟然漠不關心！嚐一嚐黃連苦吧，擺闊的。撕裂羅衫袒胸體會布衣橫遭的鞭笞吧，你們也許抖落多餘的糞土，更多地彰顯天道的正義。（III.iv.）

李爾王首先對窮人發話，表達了對一個荒謬世界中的苦難的同情，然後直接對富豪發話，原文 Take physic 的意思是：為自我療救，嚐嚐你們自己的苦藥吧。此處藥物（physic）指一種味苦的用來通便的瀉藥，與中藥黃連類似。「多餘的糞土」( superflux)是莎氏自創的組合詞，flux 指便秘症患者服苦藥洗腸子通便後排泄的糞便，用來比喻多餘的財富或奢侈品（superfluity）。洗腸子的文雅說法，就是亞理斯多德所說的悲劇的「淨化」（catharsis），即情緒和精神上的清洗。莎學家威爾森（Richard Wilson）在《莎士比亞在法國》一書中認為，當英國人一般把莎氏視為「王國的人」時，法國人總是把他當作「老百姓的人」（the man of the mob）。因此，「在巴黎橋下，他總是被視為人民的娼妓。」亦即莎氏是用藝術為人民服務的人，他因此被視為現代存在主義的先驅，因為存在主義本質上是一種人文主義。

（注：本文為傅正明新著《愛文的天鵝：誰是真正的莎士比亞 ？德維爾筆名背後的秘辛》（台灣唐山出版社，2024年）第七章連載之一，略有刪節，注釋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