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回憶】第101號）
我的母親李佩芸，是一位平凡的妻子與母親，婚後大多住在杭州，與西湖有著深厚的淵緣。北山路上的老住戶至今仍記得，WG時期，有過一位戴著金絲邊眼鏡、文弱斯文的女人，手執一把大大的竹絲掃帚，在掃馬路。一邊掃，一邊忍受著旁人的圍觀，指指點點，忍受著頑童的扔石塊、吐口水、無休無止的漫駡……
她一聲不吭，從不辯解，從不舉目，只是默默地低頭掃路。
許多人不知道她是誰……為什麼會在北山路上掃地……
路人只曉得，北山路上住著一個貨真價實的老右派，一個有問題的人……「什麼問題？」誰也說不清。其實，WG時知識分子斯文掃地，哪個有良知的人沒受到過衝擊，掃掃地，又算得了什麼？她的一位學生說，WG時，全國人民遭殃，連國家主席都受盡凌辱，含冤而死。李老師能活下來，已經是不幸之中之大幸了。
外公
外公李升伯有七個兒女，母親是老三，當過杭州第十二中學語文教師。其實，母親大學專業並非中文，而是外語，常為能夠講一口流利英語而自豪：「在唸金女大那陣子，別人讀洋文十分吃力，將時間耗在背單詞上，唯有我們中西出來的幾個人，個個讀書輕鬆自如。」她說的金女大，就是金陵女子大學文理學院；中西，也就是上海「中西女中」。
她說：「我們中西女中從前是教會學校，清一色洋人授課，從小養成了說英語的習慣，大學讀的又是外語系。英語脫口而出，自然輕車熟駕，引得別的同學羨慕不已。」
母親為人真率坦誠，不會隱藏什麼。
她又說：「我的幾個兄弟平時忙著自己的事，無暇與家人溝通；大姐將心思放在學習上，待人接物，謹慎淡然，回家不常與父母溝通；二姐注重家務事，常常嘮叨；小妹長得最漂亮，總有許多男生圍著。唯獨我喜歡文學，回到家，便與父親談談詩歌，說說唐宋詩詞，講講社會逸事趣聞，讓父親在煩忙公務之餘，精神上獲得放鬆與休息。」
抗戰時，金女大西遷成都。談到大學時的生活，母親津津樂道，她說：「在『華西壩』（金女大成都所在地）的那段時間，生活離亂艱難。我們這些從江南跑到大西南的學生，哪能與昔日的優逸生活相比，雖然清苦了點，一到週末，女孩子仍然出去與外校男生約會。那時國難時期，師生們都從沿海逃難出來，遠離家鄉，親人流落四方，渺無音訊，大家的思鄉戀家之情，則是不言而喻的。 」
教書
五十年代初，母親成為中學教師。雖然專業是英語，在一面倒的大形勢下，全國開展學俄語運動，英文不被看重。母親是因國文成績優秀獲中師資格當語文教師。
母親對於中國古典文學有相當深厚的造詣，唐宋詩詞常常脫口而出。
說到宋詞時，母親會情不自禁地背誦某些經典作品，尤其是詞人李清照的詩詞，信手拈來，讓人贊歎不已。教書時，她喜歡為報紙投稿，常有零星短文發表在報紙副刊上。有了點薄酬時，便會喜形於色地跟同事說：「你們看，又來稿費了。」
當年十二中與杭女中只有一牆之隔，十二中禮堂沒有女中那麼寬敞，於是乎，學校要搞什麼聯歡晚會，便藉用女中大禮堂。我還在小學低年級時，有一次，十二中舉辦文藝晚會，母親不願將我丟在家裡，便帶我一起到學校去。
五十年代母親與學生，前排右二為母親
一到學校，母親就去張羅她的事了，無暇照頋我，她便將我托給幾名同學，學生便會如同大哥哥、大姐姐一樣，將我引到晚會前排最顯著的位置，客氣地拿出水果來招待，把我當作貴賓。
父親在浙江省城市設計院工作，從十二中到父親的辦公室只有幾分鐘的路程。母親說，十二中食堂的伙食不怎麼樣，飯堂裡吵吵嚷嚷的。於是，每到中餐，母親便騎上自行車，到安吉路父親的單位，倆人一起用餐。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時，女教師能夠騎著自行車上班，是一件極為時髦的事，吸引了不少人羨慕的眼光。
這些年來，每次她的學生聚會時，便會將我請去。他們說，我代表了大家心中的李老師，都會情不自禁地談到李老師當年的情形，都有一種意猶未盡之情，懷有一種不約而同的感慨。
有個同學說，「家裡窮，讀到國中時，父母便想讓我輟學務工，補貼家用。李老師聽到後，一次又一次跑到家裡，說服家長繼續讓我讀書。班上家境困難的同學多，申請助學金不容易。李老師一次又一次跑到教導處，為我張羅申請助學金，才讓我讀完了國中。」
也有人說，李老師在每學期開學前，總要做家訪，對每個教過的學生都關懷備至。
她教課文中的古文、詩詞時，特生動。不僅解釋詩詞的文字，還能將作者寫作的意境表達出來，使人感到身臨其境。不過，讓各位同學印象最深的事，莫過於李老師在假日帶著同學一起去春遊或秋遊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PICNIC（野餐）這樣的洋玩藝兒，大家聞所未聞。李老師常常自掏腰包購買食物、水果，師生談笑說唱，留下了一生難忘的美好記憶。
五十年代，母親在十二中教書的那段日子，成為她一生中最「輝煌」的歲月。母親多次對我說，「其實，在十二中教書時，你們還小，家裡雖有阿姨照看，總是不放心，你們年紀小，老是生病，於是，只要一下課，我便開溜回家了。」
因為既要照顧小孩，又要當班主任，學校的許多會議，能請假的，就盡量請假了。反右運動開始時，母親“渾然沒有察覺已經「大禍臨頭」。有一次，學校開批判會，批鬥當時的校長，許多人上台慷慨陳詞，聲色俱厲，「揭露」校長反動言行，當場拳打腳踢。
母親坐在台下，在如此激奮的場合，忍不住，竟然流淚了。
有人問她，她說：「你們怎麼能這樣對待老師，人家是黨員，參加過抗美援朝，身上有槍傷，你們不可以這樣的。」
此時，全場愕然。
母親一個人離開了會場。自此，再也沒有回過十二中。
與世無爭
母親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後來，領導上門來找過我，對我說，那些批鬥會是針對那個領導的，你是普通教員，不會對你怎麼樣，放心來上班好了。」母親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尋常女人，不知道領導們的明爭暗鬥。
可是，母親說什麼也不願再回到十二中去了。
自從「反右」後，母親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家庭婦女，一心一意，打理家務，相夫教子。有時，母親依然很想做些事，她請在國外的親戚寄來幾本原版小說，翻譯過外國文學作品，只是找不到地方出版；WG時，都被人當作「罪證」抄走了。
她到孤山浙江圖書館借書，當時圖書館的書籍不外借，只能在館內閱讀。於是，母親經常整天待在圖書館中，藉此消磨時間，這樣一直延續到WG。
WG大清掃
WG開始時，居民區到十二中外調，了解到，母親在反右運動後期，就已經被劃為「右派分子」。這些人如獲至寶。對他們來說，批鬥什麼小業主、資本家、壞分子，揭發一些「不正當男女關係」，等等，已經不過癮了。他們終於找到一個貨真價實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於是，造反派能想得出來的，對人格的污辱，拳打腳踢，對人的摧殘，他們都在我母親身上，用盡了。
66年時，菜場在岳廟對面的一個弄堂裡，造反派讓她掛著「右派分子」的牌子在菜場掃地。後來彷彿覺得在菜場掛牌掃地，仍太「便宜」她，勒令她每天到岳墳街（現為北山路）掃馬路。雖說許多年長的人偷偷對她投來同情的眼光，但小學生對她吐口水，丟石塊，叫喊「打倒右派分子」，成為司空見慣的事，無論在精神上或者在肉體上，母親都承受著極大的痛苦與壓力。
1967年，杭州開展「大清掃運動」，將全市的所謂「六類分子」（地富反壞右資）全部押送回原籍勞動改造。居民區的造反派聞訊，大喜過望，他們不能讓母親這樣一個右派分子呆在家裡，「漏網」了。於是，將母親押送回原籍勞動改造。可是，我母親的原籍在上海，太外公早年就從上虞鄉下到上海了。母親從來沒有回過老家，這次，總算有「機會」回到祖籍地，紹興上虞驛亭了。
母親在鄉下勞動了半年左右，當地的紅衛兵又將母親退回了杭州。母親在驛亭已沒有什麼直系親人，又有誰願意收留一個素不相識的右派分子呢？
母親在杭州沒有戶口，也就沒有糧票、油票，她是靠全家省吃儉用，親友暗中幫助，才熬過來的。可是，造反派仍不能讓母親「清閒自在」地在家中「放毒」。於是，造反派勒令，母親每天又在岳墳街掃地。
母親最慘的那個時候是在1970年的一次全市的「紅色颱風」，造反派將在街上的一些所謂「有問題」的人，全部抓起來。母親被送到杭州造紙廠「勞改」，或者說，「隔離審查」。
在那段時間裡，她受到的不僅是精神折磨，而且，挨盡凌辱毒打，瘦得不成樣子。為了能生存下來，母親偷吃造紙廠食堂邊木桶裡的泔水。
造紙廠有幾個「饞星」（杭州話，指著裝時尚、舉止前衛的婦女，WG時帶貶意），罪名比母親輕一點，還能有碗飯吃。見母親可憐，便將自己的食物省下來，偷偷塞給母親，一個饅頭，半碗稀飯，總算救了母親的一條性命。
從造紙廠回來後那一年尼克森訪問杭州，下榻在西湖國賓館，我家就在去國賓館的路邊。母親能講外語，一名貨真價實的右派。造反派緊張了，將「有問題的人」集中關起來，勒令尼克森到杭期間，不能到臨窗房間去，更不能到窗口張望……
多少次，母親被折騰得不行，弄得神魂錯亂，可以依靠的，只有藥物（鎮定劑、安定片），成了她的救命稻草。
她完全成了驚弓之鳥，有時，她會一個人自言自語，有時，她會莫名其妙地走出去，一直到深夜，都沒有音訊……父親與我急壞了，我們騎著腳踏車，分頭在西湖邊到處尋找。
父親百般無奈之下，只好將她送進了病院。在醫院，每見到我，她就說：「我犯事，連累你們小孩了」，帶著無限的歉意。自此，只要遇到風吹草動，醫院就成了母親唯一的避難所。
作者與母親1980
WG後，母親恢復名譽，安排在教師進修學校。可是對她來說，光陰蹉跎，華年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