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怡園】第83號)

                                作者：梁旭華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一天下午，我的導師，智利著名詩人彼得羅·拉斯托羅 （Pedro Lastra)，在他的辦公室向我招手，“旭華，過來，讓我向你介紹馬里奧。”當時，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蕯是著名的秘魯小說家，風靡西班牙和拉美文學界，但在美國他的影響還是早上微薄的朝陽，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已經是二十幾年後的風采了。

　　那天在導師的辦公室裡，我呆呆地與略薩握手，一句敬佩仰慕的話都說不出來。沒有留影、沒有作者題字留念。如今回想起來，是我羞怯內向的個性令我含蓄，也是一種知識分子不願落入追星俗套的孤傲。我不後悔。

　　然而，2014年12月21號，我在馬里蘭州波托馬小鎮的社區活動中心聆聼小說家韩秀老师的演講，突然瞥見前排坐着一位神清氣爽的年青老太太——著名小說家於梨華。我的心開始吐吐狂跳，興奮不安。她是我年輕時最喜愛的小說家之一，盼了多少年，今天能親眼看到神奇的作家近在咫尺，我告訴自己，不管人家給我什麼臉色，我一定要上前自我介紹，告訴她當年我們是如何沈迷於她的作品。因為緊張、因為興奮、我已無法專心聽演講，只是在心中溫習凖備我要說的話，只盼中間休息時可以去“冒險仰慕”。

　　當我如願以償坐在於老師身邊時，我相信我是語無倫次，但於老師聽懂了，她開心地笑了，誠摯邀請我去她的寓所，可以互相認識，談談八十年代“又見棕櫚”在大陸的瘋狂。

　　一改我遲緩提筆的惡習，演講的當天晚上我按耐不住內心的激動提筆給於老師寫信：

“尊敬的於梨華老師：您好！

　　今天能在作協講座上與您認識，我感到一種多年夙願得到滿足後的興奮。有點像回到童年，終於獲得那支想望已久的彩色棒棒糖一樣高興得合不攏嘴。

　　當年我們在北京上學時，您的書幾乎是同學個個人手一冊。大家都能成段背誦，我自己也抄寫了書中成段成段的話語。

　　當年愛的是小說的文字、情節、人物那種種一轉三折的無奈、不甘於命運的善良與悲哀。其實那時少男少女的我們，何曾懂得無根漂泊的悲哀。可是當時首都的男女大學生幾乎人手一冊，為”又見棕櫚”瘋狂。記得畢業廿幾年後在紐約見到當年的大學同學，談起一位學妹。此人一向好為風雅，自命不凡。同學告訴我有一次他在系裡走廊見到這位小學妹，向她打招呼，問”某某，妳好嗎？” 這位學妺雙眉一蹙, 嗲著聲說”好什麼啊，我們是無根的一代。”當時聽完這段故事我當街笑彎了腰，真是傳神，那種酸味過了廿多年還能跨越太平洋漂到紐約街頭，可見您的書的巨大魅力。

　　如今，我自己也是懵懵懂懂闖進美洲大陸，像牟天磊一樣歷經千辛萬苦拿到文學博士學位，終於懂得什麼是孤獨，什麼是無奈、什麼是向命運低頭的落寞與輝煌……”

　　於老師馬上給我回信，還把我的信轉給她在台灣的編輯（時值“又見棕櫚”出版五十週年，於老師希望出版社能向大陸的學子們推薦此書）：

　　“小梁：可以這樣叫妳嗎？那天同妳講話十分高興，對一個作家而言，沒有比聽到一個讀者說，他，她多麼喜歡她的作品，遠遠超過名、利可以給她的快樂！謝謝妳。而且我很想再同妳談談，多認識妳，想知道妳現在的工作，心情，等等。”

　　從此我的名字在於老師那裡就是小梁了。我不好意思對於老師說，並不是所有的大陸人都喜歡老張小梁來彼此稱呼，其實這是四九年建國後從部隊沿習到地方的一種半官半民的習稱，我是道地的南方人，習慣彼此只以名謂相稱，“旭華”，“之平”等等。於老師四九年之前離開大陸，不知其中的究竟。她大約以為這是最親昵，最平等的相待。

　　於老師待我有如母親、師長、朋友，她把胸中的愛和關懷毫無保留地獻給每一個投身文學的後輩，從華府作協的工坊，到每一位孤身獨行的作家，她親自上課，捐書捐錢，鼓勵，推助。剛開始認識時她一直想勸說我離職全心寫作，因為她說，錢不是最重要的，文字需要忠誠、需要犧牲、需要毫無保留的奉獻。於老師不止一次說過，寫作是她的第一生命，凌駕於一切之上。沒有寫作，她的生命不復存在。

　　只要對寫作有利的事，於老師就不遺餘力全力支持。二零一五年十二月我在華府作協舉辦講座，介紹拉丁美洲五位著名現代小說家。邀請於老師過來參加時，我心裡忐忑不安。那一年初於老師剛出過車禍，整輛車子報銷。對一個八旬老人來講，冰天雪地駕車外出，太難為她了。但於老師準時到會場，在社區活動中心窄小的房間裡和一群作協的聽眾笑呵呵地從頭聽到尾，比年輕人還興奮、還專注。當我為那天投影儀出故障影響演講準時開始而心情沮喪時，於老師寫郵件安慰我：

　　“小梁：去聽了妳的演講後，才知道妳有多利害！講得真好，而且這樣完整的資料，實在佩服！不要為那件小事煩惱，一點也沒影響到聽者的欣賞。不過我建議你減少一點演講，太費神也太花時間了。不如多寫點東西，比較有意義。”

　　其實，只要是熱愛文學，專心寫作的後輩，於老師幾乎是慈母加嚴師一樣地敦促。二零一七年因為惦記《老井》作者鄭義的創作，於老師特意要求作協安排一個創作研討會，請鄭義分享他的小說片斷。還是一個嚴寒的下午，老師仍然是比許多人早到，整個下午老師眼都不眨地聼讲，為作者细腻的描寫撃掌、開懷。我偷眼望去，只看到她望着鄭義的双眼充满了關切、慈祥和安慰。

　　這就是我們的於老師，只要你喜歡寫作，不論好壞，她都欣賞、為你喝采。她喜歡認真、努力的小說家。對於她，寫作不是為了名，不是為了利，寫作就是一種需要，一種人生的意義和真諦。世界因為創作而美好，精神因為寫作而昇華。

　　我多次去蓋城的老人公寓看望老師，但我們在一起并沒有具體探討任何寫作技巧，我也沒有帶任何問題向她請教，而是隨意的閒聊。一是老師時間很寶貴，她要校對十幾本的精選集，二是每次去，老師都希望我向她匯報我的中國之行。我從2016年開始每年夏天都回國講學，所以老師很想讓我向她描述我的所見所聞。不單單是大學的狀況，還有農村、婦女、孩子的生活與教育問題。當我為當今國內的大學教育現狀擔憂時，老師似乎比我還着急，她說，我是這麼的熱愛這個國家，我們怎麼辦啊！

　　幾年下來，我在於老師身上學到的，不是文字的功夫，因為這是一個人獨特的才華，學不來的，而是真誠二字的份量。老師的生命，時時刻刻在噴溅着真實的生命火花。老師對文字、對愛情、對他人，永遠是坦蕩、熱情、直言不諱。這種生命的熱情，沒有對與錯，只有真實的美麗。這種真誠讓她敢於在2016年在與作家古華對談的作協演講會上坦承自己當年是如何在台大校園裡抱着大樹痛哭，發誓今生今世一定要以文吶喊；並在八十五歲高齡對着滿堂粉絲後辈高聲宣稱：我是人，我也有我的七情六慾；她不掩飾自己的痛苦，不避諱自己的情愛，該哭就哭，該笑就笑，懷念去世的丈夫就把照片放在廚房餐桌上的文稿旁邊，日夜相對；為了幚助新開张的餐館，就不斷带人過去吃飯，一進門就揚聲高呼：“某某某，我又為你带来一位新客人了”；當我带着蛋糕與上海小吃去看望她時，對着雪白的蛋糕，她拍打着自己的下腹，大聲驚叫，這是要養胖我的，我要减肥了。一位八十八歳的老人，仍然顧惜身材、减肥，開什麼玩笑？！多麽旺盛的生命力量！如此熱爱生活，熱爱美好。在於老師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不提筆寫作時，老師仍然生活在文字裡，仍然會揑緊小拳頭對作協的學員承諾，只要有需要，只要她健康允許，她一定全心全意幫助作協，扶持文學青年。

　　很多評論文章都把於老師讚譽為留學生文學的鼻祖，我個人並不太喜歡這種稱謂。表面上牟天磊失落的是異國的無根與故國的陌生，實際上於梨華描寫的是世界上每個人在理想與現實、追求與無奈之間的徬徨和痛苦。這種人性的掙扎被於老師用獨特的視角，層層遞進的語言、入木三分、一進三退，一寸一寸細細道來。於老師有作家的敏銳，所以她能看穿世間纷繁的雜像，以作家的真誠，用如椽之筆，淋漓盡致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我想，這就是於老師留給我們，幾十部作品之外的最大財富：真誠地生活、真诚地熱愛，真誠地寫作，就像流傳在網上的黃永玉老畫家的名言：

　　“明確的爱，直接的厭悪，真誠的喜歡。站在太陽下的坦蕩，大聲無愧地稱讚自己。”

　　讓我們真誠地懷念於梨華老師，大聲稱讚她生命的燦爛！

                                         (202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