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文學】第38號)
作者：顧艷
我最早讀卡繆的《鼠疫》，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那時我已經寫詩和散文，還沒有進入小說創作，但是一個喜歡小說的讀者。那些年，我有幸結識了翻譯家宋兆霖教授，他每翻譯一部外國文學作品，就會給我郵寄一本。天長日久，我的書櫥裏有一長排是他翻譯的經典名著。
很多年來，我從實體書店到網購，看到喜歡的作家作品，必定買回家。在茫茫書海中，我喜歡的作家可以列一長隊。譬如：馬爾克斯、福克納、黑塞、陀斯妥也夫斯基、川端康成、卡繆、卡夫卡等；但反覆閱讀次數最多、比較喜歡的一本書，卻是卡繆的《鼠疫》。第一次閱讀時，我喜歡上了它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還寫過一篇文章，著重闡釋鼠疫的反抗思想。
《鼠疫》的背景，發生在一座叫奧蘭的小城裏。沒有任何徵兆的某天，里厄醫生踢到一只死老鼠。後來奧蘭城的大街小巷裏成群的老鼠，從四面八方跑出來，又莫名其妙地接連死去。這個反常現象，使平民百姓陷入恐慌之中；但不知道一場更大的災難即將來臨。
看門人米歇爾的猝然離世，就像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恐怖開始在奧蘭小城蔓延開。政府官員企圖掩蓋事實，避免如潮水般的恐懼引起人心大亂。然而，一波波的鼠疫如同死神，帶走了人們的生命，打擊著人們的希望。在殘酷的事實面前，政府官員們最終封鎖了奧蘭小城。沒有人可以進出，奧蘭成為一座孤島，城裏的人遊走於死亡邊緣。那些代表著不同階層的人奮起反抗，就像投入一場戰爭，與鼠疫生死搏鬥。
卡繆在《鼠疫》中，呈現一座城市中的人們遇到災難時該怎樣做？人性在此暴露無遺。有人努力抗爭，譬如里厄醫生；有人把鼠疫看作擺脫自己罪惡的途徑；也有人樂於見到鼠疫肆虐發一筆橫財；而帕納盧神父將鼠疫橫行看作是上帝對人類的集體懲罰，力圖用真誠的禱告求得上帝原諒；里厄醫生不信上帝，不能接受這樣的說法，彼此就產生了分歧。在災難面前，每個人都無所遁形，高尚的、醜陋的，全部一覽無遺。
第一次閱讀《鼠疫》，我被書中的反抗思想吸引。到了2003年的非典薩斯病毒時期，疫情讓我親臨其境；我重溫《鼠疫》，讓我看到了一個個鮮活的反抗者的群體形象；以及他們為什麽反抗的各個不同理由。同時我也看到《鼠疫》中很多令人焦躁不安的現象，充斥著各種不可理喻的矛盾；以及矛盾帶來的無奈，像長了翅膀那樣跨越時空；在非典時期重新上演，而且驚人地相似。因此，當病毒的黑影籠罩住一切個人時，個人的命運已讓位給集體的遭遇。誠如鼠疫的集體遭遇，產生了「孤立矛盾和平等矛盾」。
在孤立矛盾中，奧蘭人此時擁有極其矛盾的心理。他們一方面迫切需要互相接近的熱情，另一方面卻存有戒心。也就是說，他們是一個互相猜忌，又互相懷疑的個體。而在平等矛盾中，鼠疫的傳染對所有人一視同仁。但在實質上，奧蘭城的居民之間因為鼠疫，反而卡深了各種不平等。主要是糧食供應困難，還有城內城外的區別。說白了就是城外人吃香喝辣，城內人卻連新鮮空氣都無法呼吸。人們置身災難中，只能如此矛盾又如此荒誕地活著。
卡繆沒有任何宗教信仰。早年他在《巴黎晚報》當記者，但納粹德國入侵巴黎，卡繆只好帶著妻子逃難到里昂，隨後又從里昂到阿爾及利亞的奧蘭城教書。奧蘭城外有一小鎮，曾經爆發過斑疹傷寒，許多活著的居民口口相傳從前的恐怖場景，這許是卡繆醞釀《鼠疫》的來源。與此同時，卡繆完成了小說《局外人》。他把書稿寄給法國伽利瑪出版社，幸運的是書稿很快被採納了；出版時卡繆還不到三十歲。後來《局外人》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使原本默默無聞的卡繆名聲大震，成為世界級作家。
如果說《局外人》寫的是荒誕，那麽《鼠疫》寫的既是反抗又是荒誕。書中里厄醫生，就是反抗者的形象載體。他忠於職守，治病救人，日夜奔波與鼠疫鬥爭。這鬥爭，實際上隱含著歐洲對納粹的抵抗鬥爭。
卡繆注重人物的具體行為，在災難降臨時人們所採取的行動，以及他們為最後的結局付出的代價。這就要求每個人在災難面前做出抉擇，而這種抉擇是自由的、堅韌的；是心理的直接表露。在里厄醫生身上，充分體現了這樣一種抉擇。這也許是卡繆的抉擇。他想通過里厄醫生，來說明他對荒誕世界中人類的生存、掙扎，欲想走出荒誕卻又矛盾重重的觀念。
神父帕納盧的兩次佈道，竭盡全力闡釋鼠疫是天意所為。神父帕納盧的行為是荒誕的。他在荒誕中口若懸河地佈道，在荒誕中生存和忍受；這樣的佈道不僅對現實世界無益，其佈道者自身也是虛偽的。因此，這個奉行神旨的佈道者，最後也逃不出黑死病的劫難。卡繆通過這個人物的塑造，不僅卡深了讀者對鼠疫的認知，也表明了他的態度：不信神、不信上帝，只信人世間人類才能拯救人類自己。（待續）
發表於香港《文綜》雜誌2021年冬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