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府新聞日報訊】美國華人專業團體聯合會與華盛頓地區同鄉聯合會共同舉辦了中美關系講座。邀請莫天成先生就中關系的現狀及歷史回顧進行講演。在當前的中美關系下, 如何看待中美關系的發展, 如何看待中美關系進一步的發展， 發展的基礎是什麼，中美關系歷史演變經緯，亞裔被歧視歷史，現狀及亞裔自我保護，美國華人如何采取更多具體行動，來打擊街頭隨機發生的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等一系列問題, 莫天成先生都在講演總給予明晰答案和深刻的分析. 講座中互動環節十分熱烈，大家非常高興能夠與睿智華裔前輩交流, 各種問題都得到滿意的回答，時間多次延長，並希望主辦方再次舉辦. 張沁女士准確而貼切翻譯和主持人範錫波先生穩健風格，都給講座增添了亮麗風采。
莫天成先生曾長期就職於美國聯邦政府, 也曾就職於國際企業，他在這兩大領域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2002年1月25日，美國國會參議院一致表決通過由小布什總統提名的莫天成先生擔任美國勞工部副部長級首席財政長官。莫天成先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亞裔聯邦政府首席財務長官。莫天成先生從七十年代就開始任職於美國聯邦政府部門。1986年，莫天成先生成為美國國務院亞太司的外交官. 同年，莫天成先生接受財政部長任命，成為財政部審計長和首席財務長，為財政部效力直至1992年. 此外，莫天成先生還曾擔任過美國農業部研究生院董事、美國外交人員協會財務長，以及全美政府會計師聯合會全國主席。莫天成先生分別在美國Fordham University和CatholicUniversity獲得會計學學士學位和審計學碩士學位。他也曾先後在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和美國陸軍管理學院研習。莫天成先生致力於促進中美兩國政府溝通。九十年代中期，莫天成先生應聘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審計署法規條文起草工作小組的美籍顧問，多次往返大洋兩岸為中國有關部委提供審計實務咨詢和立法幫助.
(一) 歷任美國總統對華政策的差異
英國前首相帕默斯頓有句名言：“各國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國家利益。” 對美國和中國而言，利益一致時，可能看起來是朋友。然而，當國家利益發生碰撞時，就會出現摩擦、對抗，甚至可能發生戰爭。每個國家的領導人都肩負有一項高於一切的首要職責：促進並保護國家的主要利益，即使損害盟友和“朋友”也在所不辭。兩個國家，如果利益一致，就會合作；利益衝突，就會對抗。如果兩國利益既不一致，也不衝突，就會有戰術和戰略競爭。
在拜登-哈裡斯 政府領導下的美國，對華政策也遵循這種“3C”路徑——合作、競爭或對抗(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Confrontation)。1970年代以來，美中政策一直非常穩定、前後一致。對美國來說，當前“合作、競爭、對抗” 3C中哪一個元素最為重要，便取決於眼下的國內政局。歷任美國總統遵循的基本信條都是相同的；而時代的不同造成了他們言辭上的差異。盡管每位總統的言論都有鮮明的個性特征，但其實質和骨架始終未變。言論的個性特征不過是皮毛，並不構成實質內容。
(二) 單極世界與多極化世界
美國希望保持其在單極世界中唯一的、不受挑戰的最高權力地位。而中國則力圖推動世界多極化發展，並有意在多極化世界中發揮關鍵作用。兩國之間的這一根本衝突不會通過慣常的外交辭令得到解決。歷史大潮將向我們揭示結果。
美國許多極右翼保守派和極左翼進步人士仍致力於以歐洲為中心的聯盟，以殖民主義的視角塑造世界秩序。對這部分人士而言，中國這樣一個被稱為“發展中國家的“二線”國家加入他們的行列成為領導者，是難以接收的，特別是當日本、韓國、菲律賓、新加坡等其他東亞國家甘願扮演順從的配角。
允許中國崛起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歷史先例決定了中國不能對西方國家的做法提出異議。另一方面，中國認為屬於自己的時機已到，不會屈服於先例或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秩序。所有亞洲國家的貿易和經濟安全都有賴於中國，但也離不開美國的軍事保護傘。沒有一個亞洲國家願意在美中兩個對手大國之間選邊站，所以這些國家將會走鋼絲，采取具有壓艙石作用的行動，以維持平衡，防止美中之間發生公開軍事衝突。
(三) 中美之間戰爭可能性
中國清楚地知道，美國自1949年以來從沒有贏過任何一場美中之間的陸戰。而美國也清醒地意識到，從2001年至今，美國已在88個國家的全球軍事行動中花費了超過8萬億美元，相關的死亡人數近100萬、難民人數達3800萬。（大家可以查看布朗大學的《戰爭的代價》報告，核實這些數字）。由此可見，我們面臨這樣一種情況：中國不懼威脅，而美國可能沒有意願再打一仗，尤其是與中國打一仗。美國的父母不願意讓自家的孩子為了台灣海峽問題而流血犧牲, 中國的父母也不願意讓家裡的獨生子女奔赴戰場，除非中國的主權受到威脅。
(四) 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偏見
很多中國朋友時常向我抱怨，說西方媒體有偏見、美國人干涉中國內政。我經常要提醒中國朋友們，或向他們解釋，美國媒體從事營利業務，刊播“賣得好”的內容。作為《時代周刊》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前任高管，我非常清楚，盡管有所謂的“政教分離”，即媒體行業編輯部與市場部分離，但媒體團隊依然面臨財務創收的壓力。毫無疑問，有些記者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由主義左翼情緒，但以市場為導向的編輯往往對“什麼好賣”做出最終決定，而且對發表什麼文章及其語氣、長度和隨附照片有最終裁量權。媒體編輯人員如果力推自己的政治議程或觀點，而不迎合受眾（最重要的客戶）的偏好，那麼在編輯崗位上是做不了多久的。也就是說，成功的編輯（也可以引申為成功的媒體）把握受眾的脈搏，刊播受眾願意接受的內容。而記者只是遵從並執行編輯的要求。
幾年前，我為共和黨籌款時，時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也抱怨媒體不公平、有偏見。但是，他沒有糾結於已發生的不公平報道，而是制定了策略來 中和 有偏見的媒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他將這一策略描述為從“新聞自由”轉向“不被新聞擺布的自由”。這位委員會主席後來被任命為美國駐某大國的大使，之後成為了一位非常成功的內閣官員。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美中關系：許多美中問題可能看起來很復雜，但只要策略得當，就可以解決。
(五) 工業革命對國家之間的影響
說到戰爭和革命，我們都知道，英國憑借強大的蒸汽機引領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實現了工業生產機械化。這一發展使英國擴張成為領土占全球面積四分之一以上的龐大帝國，英國海軍當年稱霸海洋，其地位不亞於今天稱霸藍天的美國空軍。第二次工業革命由英國和美國領導；在此次革命中，電力不僅使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還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整個歐洲和北美的生活水平。第三次工業革命，即數字革命，由美國主導；在電子和信息技術的推動下，實現了大規模自動化生產，並以史無前例的方式將全世界聯系起來。我相信，我們正處於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開端：在人工智能、機器人、5G和可持續能源的驅動下，大數據以及基於人工智能的分析和算法將指引一切。這將開啟一種新的更廣泛的共生關系：從微生物到我們自己的身體，從我們消費的產品到居住的建築，都是共生關系網的一部分。我相信第四次革命將通過長期效率和生產力的提高，在供給方面創造出奇跡。運輸、通信和生產成本將會降低，全世界的普通民眾將因此而享有更多、更高層次的快樂和舒適。這樣的發展雖然並非刻意的設計，卻將助力實現習主席的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目標。
當今，中國在人工智能、機器人、大數據分析和算法方面處於領先地位。中國如果繼續以目前的速度發展，不受阻礙，很可能會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導者，超越美國，正如美國在以前的工業革命中超越英國一樣。在我看來，這正是美中關系衝突的真正核心所在。貿易赤字、人權、民主等等都只是背景噪音。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會出現華為、中興和其他類似問題。
(六) 中美關系與台灣問題
美中競爭中唯一不可預測的未知因素是台灣問題。維持現狀最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而改變現狀則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為台灣開戰對兩國都沒有任何好處。然而，一位美國前國防部長指出，“大多數戰爭都是由於不慎和誤判而引發的，而不是有意為之。” 任何一方的戰爭鷹派都有能力且有可能“制造”事端，迫使各自的政治領導人出手。第三方 非國家行為體 也可能通過偽裝的網絡攻擊，點燃戰爭的導火索。
中國應當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回顧毛主席如何不費一槍一彈就解放了中國主要城市(北京, 長春, 昆明)；中國如果能夠成功實施和平起義，那麼同時也就達成了美國的目標，即以非暴力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七) 美中關系的歷史
我想談談對美中關系的看法。我認為現狀並不像許多人擔心的那樣差。與過去七十年的歷史事件相比，目前形勢的嚴峻程度不及朝鮮戰爭，不及1989年召回大使，不及中國在歐洲某國的大使館遭轟炸，也不及海南島上空兩國的軍用飛機相撞。目前不存在類似於朝鮮戰爭時期的海軍封鎖。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只是放大了美中之間的緊張關系，就像手機攝像頭和警察隨身攝像機放大了警察的暴行一樣，兩者都只是讓人們對現有情況有了更清晰而詳細的了解。我相信，只有當美中兩國都有一批傳播人員，他們真正了解雙方語言上的細微差別，了解對方的文化價值觀和期望，並且能夠針對更廣泛的受眾來精心制定溝通內容，美中關系才可能得到有意義的實質改善。
雖然可能有少數組織聲稱代表美國華人，或為華人發聲，但它們並不能代表全體美國華人，就像金發碧眼的人不能代表全體美國人一樣。我前面談到的成員也包括美國非裔和西班牙裔族群的社區領袖和活躍人士。
(八) 對亞裔的暴力事件
最後，我想談談最近在美國發生的針對亞裔的暴力事件。許多美國華人，特別是新來的華人華僑，感到美國對亞裔的歧視增加了。然而，如果回顧美國的歷史，就會很快意識到事實並非如此。
太平洋鐵路華工的待遇、天使島移民站的做法、《排華法案》、日裔美國人拘留營、錢學森博士事件、陳果仁謀殺案、對李文和博士的非法監禁，以及近期聯邦調查局對美國華裔科學家的調查，都表明了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對亞裔美國人的種族偏見。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平台只是放大了已經明顯存在的問題。許多人指責 唐納德•特朗普 是煽動 仇視 亞裔浪潮 的罪魁禍首。我雖然不支持特朗普，但也不同意以上觀點。他只是在燜燒了多年的一把火上澆了點汽油而已。隨著“黑人的命也是命”以及類似運動的發展，美國終於開始正視其歷史中不太光彩的一些部分。
據人口普查局預測，在未來二十年內，美國的有色人種將達到全國總人口的半數以上。隨著國家文化日益多元化，美國鼓勵各族裔的人們保留、珍惜各自的傳統，不是要求他們接受 盎格魯-撒克遜人 的習俗和價值觀。代表美國的當代人物更加多樣化，例如曾任美國商務部和交通部部長的 諾曼•米內塔：他是一名日裔美國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日裔 拘留營 的受害者，他在9•11事件後阻止了美國政府拘留穆斯林美國人的企圖。拜登政府領導下的司法部也是當代美國的代表，該部的領導和職員有骨氣去調查並清除執法機構中的白人至上主義者成員。因此，盡管我們美國過去有種族主義的歷史，但隨著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融入國家法律，我對美國的未來是樂觀的。
不過，在基層，美國華人必須加大努力、采取更多具體行動，來打擊街頭隨機發生的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要阻止並制服人身攻擊和暴力，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具體且可行的方法，而不是像學者那樣僅僅舉行網絡研討會、發表譴責聲明，或發布新聞稿。如果我走華盛頓的街道上，再有仇恨亞裔的人來挑事、企圖傷害我，我希望可以立即制服攻擊者。我不希望自己唯一的選擇是拿出百人會關於亞裔仇恨犯罪的報告給攻擊者看，將全部希望寄托於攻擊者主動覺醒並停止攻擊。
*主將嘉賓發言均僅代表其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華人專業團體聯合會與華盛頓地區同鄉聯合會觀點
(美國華人專業團體聯合會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