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繫中華專欄

【傳記與回憶】越戰老兵-托尼

【傳記與回憶】第11號

作者:亮水珠

托尼是我在美國一所常春藤大學工作時的同事。

我當時負責兩個部門的計算機系統,從網絡的設計、部署、管理,和計算機服務器的設置管理,到應用軟件的開發管理,前前後後,裡裡外外,忙得焦頭爛額。牽涉到的兩個部門,各自都想多受益,少出錢。我申請增加人員的事一直沒有着落。終於有一天,人事主任瑪麗領來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托尼。

托尼是意大利後裔,他有一頭烏黑的短髮,濃眉大眼,高挺的鼻樑,消瘦的臉龐,給人一種精幹的感覺。健壯的胸肌和寬厚的肩膀把他的襯衣繃得緊緊的,一看就是個經常健身、訓練有素的人。

我嘴裡不停地說著感謝的話,把瑪麗送出了辦公室。終於有人能來一起工作,減輕我的負擔,自然鬆了口氣,心裡很高興。可是沒幾天,有人悄悄私下告訴我,托尼家裡有人是艾滋病,讓我心裡有數。

艾滋病?那可不是好玩兒的事。我感覺有些頭大,雖然托尼現在沒艾滋病,可他離艾滋病人近,有可能被傳染上。他和我一起工作,原來離得很遠的艾滋病,一下子就跑到我跟前來了。得艾滋病,就好像被判死刑緩期。我原來盼望能有人幫忙,卻迎來一個疑似患艾滋病的人。我拖家帶口的,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那可如何是好?一連串各種各樣的想法在腦海裡翻滾,一時不知所措。

經過多方面的詢問和研究,我才知道,接觸艾滋病人其實並不可怕,只要沒有血液或體液的密切接觸,不會有問題 。從此,我對托尼格外客氣,雖然我是他的老闆,但我總是事先和他商量他的工作安排,盡可能按他自己的意見辦。重活,難活,我都搶著幹,生怕萬一因為什麼事惹托尼生氣了,咬我一口,那我可就完蛋了。

時間一長,我和托尼慢慢地熟悉了。他是一個健談的人,原來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特種兵,參加過越南戰爭。有空兒的時候,他經常給我講些越戰時的經歷。

托尼說,在南越的時候是叢林作戰,茂密的熱帶森林,悶熱潮濕,蚊蟲肆虐,使人難以忍受,更糟糕的是,作戰時只見槍砲紛飛,根本看不到敵人。他們雖然訓練有素,武器精良,但就是有勁使不上。有一次,越共包圍了美軍的一個據點,托尼所在的聯隊乘直升飛機去支援。他們剛剛在據點附近的開闊地降落,就中了越共的埋伏,突然遭到攻擊。子彈從四面八方像雨點一樣打來,還夾雜著不斷飛來的迫擊砲彈,四周充滿了槍砲聲、爆炸聲,和受傷戰友的慘叫聲。被打落的殘枝碎葉,炸起的泥土泥塊,死亡士兵的斷肢碎塊,從空中紛紛落下。托尼感覺自己就像一下兒掉進了地獄裡一樣。他只能迅速躲進一個彈坑,緊緊地貼在地面上,根本沒有還手的機會。美軍呼叫了空中和炮火支援。可是,由於敵我雙方人員交織在一起,轟炸機和炮火只能向遠處越共可能在的區域狂轟濫炸一番。

就像突然來到的打擊一樣,槍砲又突然停了,越共消失得無影無踪。托尼他們聯隊從驚愕中緩過勁來,繼續向四周的密林瘋狂掃射了一番。等到隊伍集合起來,發現原來一百多人的隊伍,只有包括托尼在內的40多人沒有受傷。這次作戰,他們損兵折將,卻一個敵人也沒看到。
我告訴他,在中國的孫子兵法裡,越共的打法叫做“圍點打援”。

這樣的戰鬥,托尼經歷了好幾次。幸運的是,他一直沒有受傷。有一次,我謹慎地問他,為什麼要去遙遠的越南冒著生命危險打仗呢?他對這個問題彷彿有些驚訝。他說,長官告訴他們,去越南打仗是為了阻止共產主義的擴散。他的答案使我陷入了沉思。

托尼經常向我講,作為海軍陸戰隊的特種兵,他經過的訓練如何艱難,他的軍事技術如何高超,他的意志和應變能力如何出類拔萃。每當講到這些,他的眼睛都會放光。那麼,這麼優秀的托尼為什麼會離開海軍陸戰隊呢?說到這一點,托尼的臉色會暗淡下來。他告訴我,有一次,他們要從直升飛機上順著繩索滑降到航空母艦的甲板上。那天雷雨交加,直升飛機不停地劇烈晃動,潮濕的繩索非常滑。他身揹很重的槍支設備,在下降繩索上手一滑,從很高的地方摔落到甲板上,骨盆破裂。經過幾次大手術,安裝了人工骨盆,他成了殘廢軍人。

在美國,軍人是受到人們尊重的職業。自1776年建國以來的二百多年,美國祇有不到20年沒有捲入大大小小的戰爭。軍人的死亡和傷殘是家常便飯。每年五月底的國殤日,不像中國的清明節紀念所有的故人,而是專門紀念在歷次戰爭中陣亡的軍人。在華盛頓特區的阿林頓國家公墓,只有軍人及其家屬才能死後埋在那裡。我納悶,托尼既然是殘廢軍人,應該享有國家提供的退伍費,安心地享受生活,他為什麼要出來工作呢?一開始,他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後來,他私下悄悄地告訴我,國家每月提供給他的退伍費並不多。他的傷,需要長期服用一些藥物,而藥費常常拖欠而不能及時報銷,所以他經常入不敷出,捉襟見肘,靠借貸生活。他考慮再三,決定參加計算機工作的培訓班,然後就出來找了工作。

沒想到,平時臉上充滿陽光,健談樂觀的托尼,內心深處有著深深的壓力和負擔。從此,我對托尼的工作安排更加注意,避免任何需要體力的任務。

托尼的殘疾是嚴重的。儘管我對他有所照顧,他自己也格外小心,但還是避免不了意外的發生。一天,我在樓道的拐角處,遇到托尼癱在地上,雙腿很不自然地歪在身體一邊。原來,他不注意,走路急了些,猛地一拐彎,使大腿骨脫離了人工骨盆。看著像一攤泥一樣的托尼,他眼睛裡充滿痛苦和無助。我急忙上前要扶他,他立即拒绝了我,說骨盆復位需要到醫院才行。不一會兒,救護人員小心翼翼地將托尼抬上擔架,送往醫院去了。望著躺在擔架上遠去的托尼,我百感交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托尼的身體慢慢地變差了。他不那麼健談了,有時顯得無精打采,眼睛裡特有的閃光慢慢消失了。

由於新的工作機會,不久後我去了另一座城市。後來聽大學裡的同事說,托尼在我離開兩三年後就因為艾滋病去世了。乍一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裡有些慶幸,覺得自己和艾滋病人在一起緊密工作了幾年,能安全無恙,實屬不易。轉念我又感到慚愧和內疚,一個鮮活的生命——托尼,年紀輕輕就從世上消失了,令人悲哀與嘆息,而我卻僅僅想着自己,實在是不應該。

越南戰爭在美國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從戰場歸來後,很多老兵們都在如何順利回歸社會與如何正常生活上,遇到了這樣那樣的問題。托尼只是他們中的一員。從某種角度來說,他也是我的老師,用他的親身經歷,揭開了真實生活的一角,讓我了解到戰爭的殘酷無情,以及戰後老兵們鮮為人知的生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