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繫中華專欄

在巴黎遇見海明威

(《散文》園地 第6號文1)

作者: 舒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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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讀了海明威《流動的盛宴》,我對巴黎的想像至多也就游離於盧浮宮佈滿世界名畫的藝術長廊裡,抑或是徜徉在凱旋門、埃菲爾鐵塔撐起的那片自由晴空之間。然而,海明威的筆卻將我的目光引向了寧靜的塞納河,還有河左岸那些星羅棋布的咖啡館。於是這個金秋時節的巴黎之旅,好像不光是去觀賞風景,倒更像是去完成一樁使命,探尋巴黎左岸,撥開那些隱匿於街巷深處的文學記憶。

巴黎不愧是藝術之都,令人炫目驚嘆的不只是多彩紛呈的藝術博物館和富麗恢弘的皇宮,就連臨街比比皆是的咖啡館,也充滿了世俗風情,讓你忍不住停下腳步。巴黎人喜愛咖啡,更喜歡泡咖啡館,就像他們喜歡喝葡萄酒一樣。你真的無法想像,沒有咖啡館的巴黎街頭會是什麼樣子。

連海明威這樣的硬漢作家,在離別巴黎三十多年之後,還依然懷念著巴黎左岸的咖啡館。當年那種捉襟見肘的生活,無所不在的飢餓,加上漫漫冬日的寒冷,都足以令一個文學青年卻步。而正是那些暖融融的咖啡館,讓海明威心存留戀和念想。順著海明威的筆跡,我去尋訪了那些曾經激起他創作靈感的左岸咖啡館。

從我住的盧森堡公園附近的旅館,步行只需三四分鐘,穿過窄窄的街巷,就到了老喜劇街。抬頭一看,那不正是我要尋找的咖啡館嗎?想不到它竟然近在咫尺。 Le Procope,譯成中文叫作普羅科普。它的外表看上去很普通,與其它咖啡館並沒有什麼不同。墨綠色的窗格子映襯著深紅色的牆壁,金字牌匾鑲嵌在棕色木框裡,醒目的“1686”好像在提醒你,這可是巴黎咖啡館的鼻祖啊。 1686年,意大利西西里人Francesco Procopio DeiColtelli 以自己的名字創建了這家咖啡店,吸引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文人雅士。坐在巴黎第一家咖啡館,感覺時光似乎在倒流。美國開國元勳托馬斯.杰斐遜在銅牌像背後注視著你,他任駐法大使時經常來這裡用餐,那可是兩百多年前的事了。拿破崙的軍帽還被當作“鎮店之寶”珍藏著,他做年輕軍官時,因為沒錢付賬而留下這頂軍帽作抵押。據說當年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等啟蒙運動思想家常常來此聚會,而巴爾扎克和雨果等大文豪也經常光顧這裡。穿越悠悠歲月,三百多年的光陰流轉,任外面的世界變化萬千,普羅科普卻依然如故。它保留著過去,保留著歷史,佇立在巴黎街頭三個多世紀,這優雅的存在不就是一種最美妙的文化訴說嗎?

走出 Le Procope,沿著聖日耳曼大道走不到一英里,遠遠地就看到了雙叟咖啡館(Les Deux Magots)。它的名字聽起來很別緻,該不會是兩個老翁合夥開店吧?在去巴黎之前,我就在網上搜到了,“雙叟”的名字取自當時著名的戲劇《兩尊來自中國的雕像》。一進店門,最吸引眼球的就是那對木質雕像,他們身著清代服飾,一正一側,被高高地雕在牆壁柱子上。這家咖啡館還的確和中國有著某種淵源,早在1812年,那時的“雙叟”店以經營世界各地珍寶和中國絲綢而聞名遐邇,後來絲綢店被改造成咖啡館,成為巴黎社會名流雅士聚會的場所。許多知名作家都曾在這裡留下了腳印,更有薩特和波伏娃、畢加索和朵拉留下的浪漫故事。自1933年以來,這裡每年都向法國小說界頒發雙偶文學獎。雙叟咖啡館還出現在許多電影裡,像1959年的電影《獅子星座》,1973年的電影《母親和妓女》以及2014年的電影《自戀男女》。

在《流動的盛宴》裡,海明威對這家咖啡館的懷念之情躍然紙上,他說:“這是家令人愜意的咖啡館,溫暖、潔淨而且友好。”這裡有他的專座,他可以安靜地隅於一角傾心寫作,侍者會端來熱乎乎的牛奶咖啡,口渴了再叫一杯聖詹姆斯朗姆酒。他整個身心都迷失在自己營造的小說故事裡,那是關於他的故鄉密歇根北部的故事。他還有幸遇見了“美人兒”,寫出了那些曼妙如詩的名句,“不管你是誰,也不管我今後是否會再見到你,你現在是屬於我的,我想。你是屬於我的,整個巴黎也是屬於我的,而我屬於這本筆記簿和這支筆。”海明威從這裡得到的不只是溫暖舒適,更重要的是創作靈感。

 告別了雙叟,不能不去看看它的鄰居,只有幾步之遙的“花神”,這家咖啡館的名字“Cafe de Flore”源於當年門前的一尊古羅馬女神Flore” 。我在店門口到處尋找,終沒見花神的影子。不過店門臉上裝飾的長青樹和萬年紅,顯得生機勃勃,一派花園的景象。

花神咖啡館還有另一個傳奇的名字,“薩特辦公室”。法國哲學家存在主義大師薩特與西蒙.波伏娃的愛情故事,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們的協議契約式愛情,曾經深刻地影響甚至顛覆了同時代人的傳統婚戀觀。二戰期間,這對文學圈裡令人仰止的文藝情侶,曾在這裡攜手度過了四年時光,每天在此相聚,坐同一張桌子,一起伏案寫作,點一杯熱巧克力。就像薩特說的,“花神之路我走了四年,那是一條自由之路。” 2006年,他們的故事被搬上了銀幕,法國電影《花神咖啡館的情人們》讓人們重溫了那些逝去的浪漫時光。

薩特在“花神”寫的《存在與虛無》於1943年出版,它標誌著存在主義的誕生,二十一年後他因此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波伏娃作為存在主義的女作家,也在這裡完成了她的傑作《第二性》,倆人堪稱是比翼齊飛。若說花神咖啡館是存在主義的發祥地,它可真的是當之無愧。法國文學界有個著名的花神大獎,每年都在花神咖啡館頒獎,這和它的鄰居“雙偶文學獎”可是有的一比呢。

巴黎左岸的咖啡館真是數不勝數,但有一家我無論如何都得寫一寫,那就是丁香園咖啡館。它位於蒙巴那斯大街上,門前有一層層綠色植物圍著,稍不留意就會與之擦肩而過。這也是家百年老店,建於1847年,據說最初只是種植了上千棵丁香樹的花園,後來才改建成現在的樣子,裝上了落地玻璃窗,還有噴水池。海明威在《流動的盛宴》裡用了很多筆墨,寫他在丁香園遇到的人,寫發生在丁香園的故事,尤其是他與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相遇。丁香園大概是最令海明威心儀的地方,因為他可以在那裡盡興飲酒,誰都知道海明威對於酒的鍾愛可非同一般。他對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觀察之細無人能及,從他那愛爾蘭人纖巧的嘴,到他奇短的腿;從他對自己作品的時而謙卑時而高傲的姿態,到他對海明威的時而信賴時而疏離。這些富於溫度的描寫,表現出海明威這個硬漢作家柔情的一面。

在讀完了斯科特送給他的《了不起的蓋茲比》,海明威寫下了令人動容的一段話:“我讀完了這本書,明白不論斯科特幹什麼,也不論他的行為表現如何,我應該知道那就像是生的一場病,我必須盡量對他有所幫助,盡量做個好朋友……。既然他能寫出一部像《了不起的蓋茲比》這樣卓越的書,我堅信他準能寫出一部更優秀的書來。”海明威把斯科特視作自己寫作道路上的參比坐標,激勵自己筆耕不輟。他在丁香園咖啡館只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就完成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因此成為“迷惘的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直到今天,在丁香園咖啡館的一角,依然保留著“海明威之椅”,椅背的銅牌上刻著他的名字。

 “假如你有幸年輕時在巴黎生活過,那麼你此後的一生不論去到哪裡,她都與你同在,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盛宴。”這句話幾乎成了經典,它是海明威對巴黎最深情的道白,也許每一個到過巴黎的人都會深有同感。走過巴黎左岸的一間間咖啡館,彷彿穿越過數百年的文學記憶。每一間咖啡館都好像一個博物館,承載著對這座城市的記憶。而一個擁有記憶的城市,怎麼會不令人懷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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